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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觉哉湖南时期革命司法实践探析 　　摘 要：谢觉哉是中国封建社会末科秀才中的一员，但是他又与他们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封建社会，与秀才这一身份相匹配的往往是“士绅”，成为士绅阶级以后就意味着与广大的劳苦大众有了天然的界限，“高利盘剥”和“欺压乡邻”也是这一阶级惯用的伎俩，谢觉哉理应与他们的差别不二。但历史孕育了一位革命战士和革命司法者，特别是受到父亲好为穷苦人打抱不平的朴素司法实践的影响。他从同情劳苦大众到与士绅阶级决裂，再到投身革命，可谓是一个华丽的转身，为根据地的司法制度建设鞠躬尽瘁 关键词：革命司法；朴素司法；司法实践；司法制度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1-0153-02 谢觉哉这一代尚有祖上留下的数十亩水田，对劳苦大众的剥削也是在所难免。按照封建社会的阶级属性常识来分析，当谢觉哉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末科秀才时，他的人生轨迹应当是积极与士绅阶级并轨，沦为剥削阶级，走上与劳苦大众完全对立的道路。但谢老的人生出乎当时许多人的预料，他没有按部就班，而是变成了一名勇敢的斗士。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研究谢老的革命司法实践，这一方法无疑是最佳选择之一。而现象则是谢老从与士绅决裂到投身革命，再到全身心建设革命根据地过程中的一个个司法实践案例 一、革命司法实践的起源之一：父母朴素司法观念影响 谢觉哉出生的前后，中华民族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列强首先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向我倾销商品的大门，继而又对领土进行蚕食鲸吞，中国正一步步的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封建剥削的根基尚未根本动摇，在谢觉哉出生时，家中尚有五十亩水田的祖业，除自耕部分外，其余部分租给当地农民，是一个自给自足颇有剩余的富裕家庭。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谢觉哉父亲充其量就是一个小地主，与当权的大地主还是有着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无形中拉近了他父亲与穷苦人的距离，有时为穷人抱不平。这种“抱不平”的行为用司法的角度来考虑主要就是“为乡里的公事和豪强打官司”[1]2为穷苦人打官司在封建剥削社会本来就是一大忌讳，况且谢觉哉的父亲也是属于剥削阶级的行列，这种为穷苦人打官司，常以“败诉”结束，以赔偿损失甚至吃官司告终。父亲打抱不平的行为也潜移默化影响着幼小的谢觉哉，这种朴素的司法实践也许是后来促使他与士绅公开决裂的一大诱因 谢觉哉的母亲与众多的封建农村妇女相比较并无特别之处，她相夫教子，勤俭持家，希望谢觉哉这个家里唯一有希望的儿子健康成长。①唯一特别之处则是在物质相对宽裕的前提下，谢觉哉的母亲有更多的精力关注儿子的精神世界和品格的塑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主持正义的人，或愿意为民请命的人，首先应当是善恶分明而后再谈公平公正。谢觉哉的母亲对善恶的朴素理解，也包含了朴素的司法观念。正是这些朴素的观念才一步步引导谢觉哉愿意同情穷苦人，敢于为不公正振臂疾呼，而后逐渐走上司法的道路 二、革命司法实践的起源之二：从审盗案上与士绅决裂到否定贤人政治 二十岁出头的谢觉哉经过自己的一番努力和科举考试的煎熬，终于考上了封建社会最末一科的秀才，这对谢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惊喜和震撼，于是摆酒庆贺以及士绅名流前来道贺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谢觉哉在民族危亡之际，对秀才这一身份不但不愿认同，反而觉得是一种耻辱，在士绅前来道贺时他以这样一首诗来回应： 十数年笔舞墨歌，赢得一张倒票 两三月打躬作揖，赚来几串现钱 此诗一出，不仅是对士绅名流的得罪，无形中也一步步将自己推上与士绅彻底决裂的道路。而一则审盗案[1]9则彻底将他变成了与封建恶势力对立的斗士 1906年，深秋的一天，觉哉接到本乡某豪绅送来的一份请帖，约他会同本乡的士绅们公审一个“盗贼”。这日午饭时分，觉哉来到乡绅们经常议事的堆资山公所。只见正在讯问一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年轻人 年轻人没命地磕响头，不住地呼喊：“我不是惯偷，我确实不是惯偷！” 从对盗贼犯罪事实的询问过程中就可以看出封建豪绅势力的蛮横和不讲理，对于尚未查实的其他行为采取的是有罪推定的蛮横做法，而且罪犯承担的责任远远要超过自己的盗窃行为应该受到的惩罚。对于从小就受父亲朴素司法行为影响的谢觉哉来说，这种断案方式和审判结果他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眼看就要行凶了。当此千钧一发之际，身穿蓝布长衫的觉哉喊了一声“住手！”……觉哉指着被五花大绑着跪在地上的年轻人说：“对，他偷东西固然不该，但贼心出于饥饿，他认了错，又退了脏，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以后他还要靠那一双手养活一家，怎能因他做一次错事而使他致残一辈子呢？” 从谢觉哉对该盗窃案的评价可以看出其以下几点朴素的司法观念：第一，判案要考量罪犯的犯罪动机；第二，应该充分考虑罪犯的退赃事实，并作为量刑的情节予以考虑；第三，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