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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发展型福利国家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能否成功，在于我们能否在福利国家建设上抛弃陈腐的理念，从社会发展主义的新视角，重新探索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径 中国发展模式亟待转型，这一点已经成为政学精英的共识。然而，在有关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精英论说中，福利国家始终是缺位的。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不管其意识形态取向根源于何处，很多中国精英在谈到“福利国家”之时，却都会突然变脸，一下子变成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同道。诸如“福利国家养懒汉”、“福利陷阱论”、“福利国家危机论”等，大行其道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方向是提升国内民间投资和民间消费。然而，由于各种社会风险难以得到有效的分散，居民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不稳定，而对于未来支出快速增长的预期却是确定无疑，因此中国居民储蓄率持续攀升，自然导致消费率持续下降。这个问题已经困住中国经济几十年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亟待社会政策变革，其方向是重建一个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建设应该与否是伪问题 福利国家建设并不一定与市场化建设相悖，也不一定会有损于市场运行的效率。正如市场机制本身有多样性，福利国家的制度结构也有多样性。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建设一个发展型福利国家，使之成为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性基础设施，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社会基础 由于语言的问题，很多人往往把“福利国家”理解为福利水平较高的国家。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福利国家”一词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对福利提供负有一定责任的政府，可以适用于任何经济体中的政府施政行为和模式。按照这一理解，福利国家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模式，而其中的福利提供水平也会有高有低。福利国家无所不在，当然，福利国家或社会保护体系发展到何种程度，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福利国家的建设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国家、市场和社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呈现多样化的格局，即便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无论福利国家的改革走向何方，欧美经济发达国家政府在社会政策上的支出，其实没有下降 因此，福利国家建设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绝不是一个可以回避的问题。无论如何评价，中国事实上正在建设一个福利国家。在过去的近20年来，中国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上付出的努力，正是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建设。可是，中国的福利国家建设，一方面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相适应，呈现为福利水平普遍较低的境况，另一方面在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方面进展较慢，导致国家、市场和社会在福利筹资、提供和监管各领域的边界不清和职能错位，既损害了公平也不利于效率 因此，中国福利国家的转型理应成为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的福利国家建设，亟待摆脱既有的行政化藩篱，创新治理模式，走上一条让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相互融合、相得益彰的新路，简言之，走向发展型福利国家（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发展型社会政策具有普适性 在有关社会政策的国际文献中，探究所谓“发展型社会政策”（developmental social policy）“积极的社会政策”（active social policy）或发展型福利国家，是近30年来的一个热点，正试图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如何相得益彰这一老问题 众所周知，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福利国家的发展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庞大社会福利开支被视为经济发展的负担。在意识形态上，新自由主义兴起，各种抨击福利国家的论述风起云涌。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实施，无非是财富的再分配，并不能直接促进财富的增长。毫无疑问，保护型的社会政策为新自由主义对社会政策的抨击提供了土壤。20世纪最后20年，在西方发达国家，福利国家的收缩成为一时之选；而在发展中国家，社会政策的发展障碍重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政策学术界兴起了从发展主义角度来研究社会政策的新思潮，主张社会政策绝非仅仅涉及财富的再分配，而且也可能通过各种方式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所谓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着重于个人（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中的成员）、家庭、社区、民间组织和政府机构的能力建设，从而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关于发展型社会政策，最早的论述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梅志里（James Midgley）教授1975年出版的《社会发展：社会福利中发展型思路》一书。在此之前，社会政策文献中的经典性话题是所谓“剩余型”和“制度型”福利国家之争，而梅志里则提出发展主义的新思路，主张超越这一争论，把家庭、社区、民间组织甚至市场力量（即营利性组织）、国家的努力，整合到一个协同推进社会福利的新制度框架之中，从而使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协调起来 2005年，梅志里和霍尔（Anthony Hall）合著了《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