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佛像雕塑艺术特色与社会影响.docVIP

辽国佛像雕塑的艺术特色和社会影响 　　辽国自太祖皇帝起，世代崇信佛教，对佛教皆采取支持、保护政策。辽国的佛教文化继承了盛唐时期的佛教佛学，最早渊源可以追溯到唐武宗会昌年间的灭佛运动中，大批佛教弟子、佛教文化及佛教文物流向了河北地区，为当地佛教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定基础。 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 唐天复二年（902年），辽太祖于龙化洲修建了开化寺，自此迈出了契丹佛教起始点的大门。918年，“诏见孔子庙、佛寺、道观。”太祖天显二年（927年），契丹族攻陷女真族渤海部，太祖下令虏获了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又为其修建天雄寺安置。为宣扬佛教，帝室经常前往佛寺礼拜，并举行祈愿、饭僧等佛事，佛教的信仰逐渐遍布于贵族之间。太宗会元年（937年），辽取燕云十六州，此地原本就盛行佛教，所以逐渐发展为佛教文化中心，晚期时“僧侣，佛寺之数冠北方”。 会同五年（942年），“闻皇太后不豫，上驰入，侍汤药必亲尝。仍告太祖庙，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说明了佛教的地位。辽太宗及其后诸帝均采取保护佛教的政策，佛教大盛，并有了迅速发展，佛教艺术的发展也蒸蒸日上。契丹政权对佛教的优容远胜于同一时期的北宋。圣宗、兴宗、道宗三朝期间，辽代佛教遂臻于极盛。兴宗时“僧有正拜三公、三师皆政事令者，凡二十人，以至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佛教地位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是我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留传下来的佛寺、佛经及金铜佛像、彩塑数量也很多 辽国的佛像极为丰富，各种用途、不同材质的佛像遗迹非常多，有寺庙供像、佛塔浮雕造像、石窟造像和其它散存的不同材质的造像。寺庙造像著名遗存有：山西大同的下华严寺主殿薄伽教藏殿内的三十一尊辽塑像，堪称经典。辽宁省义县奉国寺的大雄宝殿是辽国佛教建筑的最高成就。殿内“过去七佛”并列一堂，又称“佛祖道场”。天津蓟县独乐寺观世音菩萨塑像，是目前我国国内现存最大的泥塑。雕有佛像的著名佛塔有：北京天宁寺塔，辽阳白塔，义县嘉福寺塔;内蒙古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巴林左旗林东塔、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宁城大明塔等。这些塔都在一层或二层，塔身各面以及基座周围安排有雕刻精美的佛、菩萨、佛弟子、护法天王、力士、飞天、法器、瑞兽等砖雕或石雕图像，是辽国佛教雕塑极其丰富的遗存。石窟造像主要集中于内蒙古巴林左旗一带，洞山石窟（有大小石窟100余个）颇多，召庙石窟即是其中较古老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些金铜、石、陶、木等雕塑的小型佛造像，散存于国内外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 辽国佛像因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其自成一派的特色。风格继承了唐代造像生动妩媚、婉转活泼、端庄典雅的遗风，又在具体、精细、繁密中增添了婉丽的风韵。契丹不仅吸收了宋代造像写实的艺术手法，同时又融入了北方地区的审美情趣和技法。造像的风格更加贴近生活，世俗化味道更加浓郁，群众更容易接受。更特别的是很多观世音菩萨像那柔美的躯体和端庄的神情，竟然是由唐以前有蝌蚪形小髭的男相转变而来的，别具一格，具有世俗风韵。这时的佛教艺术，无论从风格还是手法来看，都已是地道的辽国文化和艺术的产物。辽国佛像就其风格而言，主要体现在佛像造型和衣着线条上 在佛像造型方面，整体造型可以用“伟岸端庄、平易近人”来概括，但仍残存着唐末造像的浓厚风格，结合了宋代造像写实风格，又融入了契丹和北方地区传统的审美情趣及表现技法，特征鲜明、独具一格。唐代的造像气势恢宏，充满自信。以其代表作品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为例，佛像整体比例匀称，结构合理，面部呈现出唐代的审美标准，突出丰满圆润的面相，眉毛如同弯月，细长娟秀;眼睛半睁半合，目光慈祥如母爱，俯视着脚下孩子;鼻直宽厚与广额通连，嘴边微微露出的些许笑意，显出佛像内心安宁、胸怀博大、充满自信。其神态庄严典雅、温和亲切，一派大悲大智的心怀和气度;含蓄、似笑非笑的表情略显严肃而不乏慈祥，可近而不可亲，给人以端庄崇敬、神秘莫测、不可侵犯之感，是人性与神性完美的结合。宋代的造像以现实界对人入微的观察为基础，去捕捉每一位佛教人物的神韵，再用极写实的手法表现出来，使佛教艺术生活化，以造型准确，形体动作多样，表情生动而著称。河北正定隆兴寺的大悲铜菩萨像，容貌端庄秀美，面庞丰硕，身材匀称，高19.2米，但给人的感觉不是遥不可及、高不可攀，而是浑身散发着“人性”的精神，温柔、善良、慈祥。那充满不可言说的智慧的眼睛微露，嘴角略带微笑，极其生动写实，体现了世俗化、生动化和人间情趣。她是宋代造像最卓越的成就之一。用对称、均衡的眼光看自然，影响了契丹人的审美主旋律，逐步形成了粗犷豪迈、奔放自然的审美意识，这种审美情趣表现在佛像艺术上，便形成了辽代佛像独一无二的韵味。如辽国玉佛完美展示了辽国特有的粗犷生动又精美写实的风格。辽国佛像造像肩部宽阔，胸肌隆起，体态丰满厚实，有北方契丹人特有的刚健气势。整体上身偏长不成比例，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