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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基本概念 道德的基本概念 [德]罗伯特?施佩曼著沈国琴杜幸之励洁丹译 哲学的转向：语言与实践译丛 哲学的转向：语官与实践译丛 TurningofPhilosophy:LanguageandPractice 主编庞学铨 副主编应奇 学术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江怡孙周兴倪梁康钱捷徐向东韩水法童世骏翟振明 序 全部哲学都是语言批判。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实践哲学的伟大传统继续存活于一种对其哲学内涵有所了解的解释学之中。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卡尔?马克思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哲学中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动向，我们把它称作实践理性转向。所谓实践理性转向，主要是指西方主流哲学界在经历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元伦理学阶段和后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阶段之后，恢复了对于价值的理性基础、规范的根源和辩护，以及伦理学与本体论的关系这些实践理性的传统主题的兴趣。无论是在研究的主题、范式、方法方面，还是在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影响方面，实践理性转向都可以说是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发展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这一转向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国内外 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语言学转向是相对于古代的存在论转向和近代的认识论转向而提出来的，它被公认为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范式转变。只要我们观察一下语言学转向兴起之前的两次哲学转向，就会发现，一种哲学范式的真正确立最终依赖 于自身规范基础的阐明和辩护。古代哲学的理念，即善的存在论学说，是其目的论伦理学的背景和前提，而这种目的论的伦理学则是古代存在论的规范内涵；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近代认识论是道德自主性学说的背景和前提，而这种道德自主性则是近代主体性哲学的规范内涵。按照这样的提问方式，我们很有理由追问，语言学转向的规范内涵是什么？相应地，所谓实践理性转向——如果这种转向名符其实的话——的哲学前提和基础又是什么？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遭遇了语言学转向与实践理性转向之间的关系这一贯串20世纪西方哲学的重大问题。 首先，语言学转向对20世纪前半叶的西方实践哲学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提出命题或陈述的三分法，把价值判断放逐到无意义的领域，而元伦理学则把自己的任务局限在对价值词汇用法的琐碎研究上，放弃了理性地探讨价值分歧和规范基础的重要使命。50年代以后的后实证主义革命冲破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樊篱，对价值问题的探讨持更为宽容的态度，为实践哲学的复兴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是实践理性转折的前奏，但其物理主义倾向以及此后继语言哲学而起的心智哲学研究取向，又引发了在规范问题、价值属性和价值判断问题上的新一轮的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实在论与 总序I00? 反实在论以及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之争。直到20世纪末，语言学转向的规范内涵依然是一个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例如，在分析哲学的匹兹堡新黑格尔学派内部，是像罗伯特?布兰登（RobertBrandom)那样继续坚持语言学转向，承认拥有信念和意愿仅仅是玩一种运用这些词汇的语言游戏，因而哲学的职责只是阐明我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实践，而不是根据外在于这些实践的规范判断这些实践；还是像约翰?麦克道尔（JohnMcDowell)那样，在坚持不具有概念结构的东西无法证明信念的合理性的同时，也坚持非判断的心理事件能够证明信念的合理性，从而得出除非知觉现象不同于判,否则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康德意义上的自由的结论，这已经成了一场震撼盎格鲁-撒克逊哲学界并且波及德语学圈的大争论。而在新法兰克福学派的语用学的真理共识论，与美国实用主义和法国后现代主义相结合所产生的新实用主义倡导的语境论之间的辩论中，又出现了对于民主的规范含义的不同理解：对于真理共识论者来说，民主是基于普遍的交往理性的包容性共识；对于彻底的语境论者来说，民主只是受文化和地域限制的一种排他性的团结。诸如此类的重大分歧不免使人对语言学转向究竟要转向何处心存疑虑。 其次，尽管实践理性是西方哲学的固有传统，但当代的实践理性转向和实践哲学复兴又有它独特的背景和前提。实际上，从语言学转向到实践理性转向的演变昭示我们，这两种转向之间不但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而且具有逻辑上的相关性。一方面，语言学转向是绵延整个20世纪，横跨英美与大陆两大传统（新法兰克福学派中有把实用主义 道镓的基本*念 独立出来，与分析传统和现象学传统鼎足而三者）的基本范式，就此而言，它不但构成了实践理性转向的背景，而且为后一种转向创造了条件，或者说为更好地阐明自身的规范内涵创造了条件，这尤其表现在滥觞于日常语言哲学并经与美国实用主义互释后产生的所谓语用学转向中。另一方面，作为实践理性转向之重要一环的道德心理学研究的勃兴则不但在智识氛围上呼应了心智哲学在20世纪晚期哲学中曰渐上升的地位，而且从智识效能上对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