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迟退休之议看分派企业培训改改革课题.docVIP

从延迟退休之议看分配企业培训改革新课题 从延迟退休之议看分配改革新课题 　　　　　　　　　　　　　　　　　　张华强 尽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明确表示：我国暂时不会调整退休年龄，有关部门研究“延迟退休”的建议，并不代表现行退休年龄规定即将更改；但是媒体对延迟退休的关注度依然很高。这并非舆论的执迷，而是此举事关包括二次分配在内的收入新政的走向。反思延迟退休正反两方面意见的博弈，对于收入新政获得新突破至关重要。 延迟退休触动体制分配之患 国新办发布的《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35年，我国将面临2名纳税人供养1名养老金领取者的情况，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不是一个小数字。为了减缓养老压力，有关部门研究“延迟退休”的课题完全是正常的；此举为什么会引起基层一片反对声？这并非人们没有“远虑”，而是延迟退休年龄之议触动了分配的体制“近忧”：按体制分配之患的伤口。 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按劳分配的价值防线早已被“工效挂钩”冲破，在国退民进与国进民退的拉锯中，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按体制分配的利益格局。这里的“体”是指体系、系统；“制”是指制度、约束，两者合起来就是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各种群体。按体制分配是说，人们的收入多少是由所在体制内有形或者无形的参照系决定的，即按体制能够掌控的资源进行分配。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同一行业、地区内部不同的单位，以及同一单位内部不同的身份，收入就有很大的悬殊。同样一种劳动，在民政部门的，收入就有可能比税务部门的少很多；而垄断企业高管的畸高年薪，早已为人们所诟病，辛劳的农民工一年的血汗钱难抵人家的一项职务消费。 养老体系也是一种体制，于是在退休与在职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体制关系。在按体制分配的利益格局中，有相当多的人被边缘化，他们被程度不同地排斥在各种体制之外。而排斥他们的各种体制并不反对边缘化的人群回归养老保险体制，养老保险体制没有理由拒绝他们。于是有一种被称为“盼老”的群体便出现了，盼老者并非盼望衰老，而是盼望早点拿养老金，即参与体制分配。在第一次分配中，被各种体制边缘化的人群收入较低，或者没有工资收入；或者有一定收入，但是出于身体、市场等原因，“钱景”堪忧。他们都希望早点回归养老保险体系，如果延迟退休，对于他们将是巨大的打击，所以待业者成为反对“延退”大军的主流力量。 与此相对应的是既得利益者的恋栈，他们一旦退休将丧失很多职位消费的权利，极想继续占有对体制的控制权。对于一般身体状况好，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更为可贵的人来说，退休年龄的界限对于他们继续发挥作用应当不成问题。因为退休是一种权利，而权利是可以放弃的。他们之所以不能“放弃”，是因为正常上班的工资由单位发放，养老金则由社会保障机制提供。当一个职业精英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即使本人身体足以胜任工作，不愿意退休，所在单位也会主动的为其办理退休手续，即“被退休”。而对于那些因为机构精简、撤并而富余下来的人员，安置的途径之一便是提前退休，这是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做出的制度安排，养老保险机制只能遵照执行，即使不够法定的退休年限，也无可奈何。 　　　　　　　　　　　　　　　值得警惕的思维惯性 按体制分配的存在说明，类似于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之类问题的解决，不能就事论事，必须在收入新政中统筹解决。但是，收入新政目前困难重重，似乎难以将两次分配完美地结合起来，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延迟退休之议中所表露出来的思维惯性尤其值得警惕： 警惕在减负思维中导致责任意识的淡化。面对巨额养老金亏缺，防止养老金队伍的扩大，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减员增效”。据专家测算，延迟退休可以使我国养老统筹基金一年增加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是按照这个逻辑推演下去，政府部门根本就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按照减员必然增效的模式继续做减法就可以了。由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的政府部门做决策，不可能真正为普通大众谋福祉。 警惕在泛市场化思维中偏离以人为本的宗旨。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巨大缺口的形成，与即收即付的“空账化”起步有关；供养队伍的扩大与它为体制改革付出的成本也是分不开的。在这种背景下，试图通过养老统筹基金本身的经济核算解决所有的问题，就是一种泛市场化。按照市场的逻辑使得养老统筹基金收支平衡，稳赚不赔，最好有盈余，这就不是以人为本的原意，而是在拿人口做生意。还会给投机者制造以公益身份“掠夺”大众财富的机会。 警惕在本位思维中各自为政。在“收入新政”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情况下，社会保障部门提出延迟退休的动议，虽然没有超出其职权范围，但是与在体制改革中提前退休的制度设计一样，如果不考虑由此可能产生的联动效应，都属于本位思维。一项调查显示，我国企业职工退休时的平均年龄只有53岁。近几年无论男女都有一部分人没有达到规定年龄，或提前退休，或采取内退方式。可以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