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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科技大师和文艺大师生成的学科背景 　　摘要：本文从科技与人文的关系入手，系统审察了古今中外的科技和人文大师成才的学科背景，揭示了科技与人文的交融在创新性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性，回顾了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高教改革对当今教育的悲剧性影响。本文认为，为了破解“钱学森之问”、在中国实现培育大师级人才的目标，必须改革我国现有的中学和大学分科教育体制，实现美国式的通识教育 关键词：钱学森；科技；人文；通识教育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时候，这位新中国杰出的火箭专家颇有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它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钱学森之问”不仅在科技界起到了振聋发聩之效，而且影响波及了整个文化界。有识之士提出理论界也存在“钱学森之问”，教育界也存在“钱学森之问”，文学界也存在“钱学森之问”。本文从科技和人文学科背景的角度，谈谈中外科技和文学大师的成长之路，以便从一个侧面来回答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一、科学与艺术：一枚硬币的两面 古今中外，科学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人们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古代有“六艺”之说，古希腊也有“艺术”之学，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探讨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联系。古希腊关于“艺术”的定义尤为广泛，那时的人们不仅把雕塑、绘画、歌唱、文学创作等看作艺术，甚至也把农耕、烹饪、手工制作等专门技艺视作艺术。这种将作为上层建筑的高雅东西与实用技艺相联系的“艺术”思想是古人最早将科学与艺术结合的反映，并在一千多年之后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得以发扬光大。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达朗基罗等文艺复兴巨匠，都是科学与艺术合二为一的典范。他们卓越的绘画才能使他们流芳后世，他们在科学发展和技术发明上的成就也同样令后人敬佩不已 “艺术（诗歌、绘画、音乐等）用创新的手法去唤醒每个人的意识或潜意识中深藏着已存在的情感。情感越珍贵，反映越普遍，艺术越优秀。科学（天文、物理、生化等）对自然界的现象进行新的、准确的抽象。科学家抽象的叙述越简单、推测的结论越准确，越广泛，科学创造就越深刻。科学与艺术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它们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该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科学与文艺的区别与联系。科学通过定律和定理来探究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规律和本质。相反，文艺则通过情感和想象来把握世界，形象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为此，文学家和艺术家们要通过情感，直觉、意念、理想等一系列综合心理活动，才能创作出不朽的、富有感染力的作品。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化发展史，那些做出过举世公认成就的科学大师和人文大家，十有八九是既精通科技、又知晓人文的通才 在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涌现出许多融科技和人文为一体的大师。古希腊时期的亚里斯多德，既精通文学、哲学、政治学，又知晓物理、气候、动物等自然科学。文艺复兴时期的达150位科学家的传记，结果得出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几乎所有的科技大师都同时是提琴家、诗人或者画家。爱因斯坦不但提出了改变世界进程的相对论，而且对音乐的酷爱超过一般人对音乐的纯欣赏性质。关于艺术对科技创新的影响，马林纳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这个协会里既有西服革履的科学家，又有留着长发、衣着不整的艺术家。我们当时搞火箭时萌生的一些想法，就是在和艺术家们交谈时产生的。”《科技日报》也曾在1987年对钱学森、苏步青等30位中国一流科学家的业余爱好做过研究，发现他们在音乐和文学方面都有高深的造诣。汪德熙教授不仅在原子弹、氢弹研制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而且还是一个集钢琴调制和演奏为一身的钢琴家。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不仅是我国名闻遐迩的建筑学家，他在古体诗歌创作方面也造诣颇深，赢得我国古体诗歌界的好评。提起钱学森，不论是科技界还是文艺界都不陌生。作为我国火箭之父的钱学森，自幼就受到很深的文艺熏陶。虽然在北京师大附中念的是理科，钱学森却对水彩画和小提琴情有独钟。在上海交大读本科期间，钱学森参加过学校的管乐队，在杂志上发表过如何欣赏贝多芬和莫扎特作品的文章。即使在引领我国的科研人员从事火箭研究的繁忙时期，钱学森也不忘抽空与中国文艺界的朋友交往，与他们探讨文艺创作的规律问题。钱学森指出：“既然文学创作中要运用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感）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那我国几千年古老的文学作品不就是三种思维的结晶吗？我们为什么不从中国的赋、诗、词、曲及杂文小品中学习探讨思维学呢？”谈到文艺的形象思维，钱学森顺手拈来地拿中国的对联作为例证。他说：“五月黄梅天，三星白兰地”是比较低级的对联，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游长沙橘子洲时所写的对联就比较复杂。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