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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与中国地名 李冬哲 刘国旭 摘要：公元前六世纪末，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本文从地名来分析佛教的思想观念、佛像人物、佛教传说、佛用器物对华夏大地产生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佛教、佛教文化、中国地名 佛教发源于印度，创始人为乔答摩·悉达多。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人们把它看成是社会上流行的神仙道术的一种，（在大城市所建立的少数寺庙主要供从西域或印度来的僧侣和商人参拜使用）汉人出家为僧者很少。西晋末年，特别是进入东晋十六国时期后，战争连年不断，广大人民生活困苦，连生命也时常受到威胁，因此容易接受佛教关于彼岸的宣传，这为佛教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方便条件。从东晋至南北朝，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全盛，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在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传统文化进一步融合，并且随着佛教的深入普及，出现许多以研究某一部分佛典为中心的佛教学派，主要有涅口、成实、三论、毗昙、地论、摄论、愣伽等。南朝的各代统治者都崇信佛教，尤以粱武帝最为突出。他曾自称“三宝（佛法僧）之奴”，四次舍身寺院，由其臣子重金赎回，并亲自登台讲经。梁朝有寺2846所，北魏末期国都洛阳有寺1367所，江北整个地区有寺3万余所。这些寺院拥有大量土地财富，并逐渐形成了相当独立的寺院经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生动的反映了这一客观现实。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和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到唐太宗时寺院数目有3716所，（《续高僧传》卷五），高宗时有4000所[1]，玄宗时有4600所[2]，这些佛寺都是由当时统治者赐额命名的。佛教在西藏地区的传播，源于唐朝初。唐初松赞干布提倡佛教，八世纪后逐渐形成喇嘛教（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可以说是佛教教义与藏文化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产物，是“藏”化了的佛教，它无论形式和内容都深深打上了西藏特殊地域文化的烙印。从某种意义上说，藏传佛教乃是藏民族的根基，是形成和凝聚藏民族的主要文化纽带。[4]流传于藏族居住的其他地区和蒙古族地区。 佛教自传入中国后，一方面逐渐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演变成中国化的宗教，另一方面，佛教文化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它在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影响到哲学、道德、文学、音乐、雕塑、美术等各个文化领域，在中华大地长期而广泛地存在和流传，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之息息相关。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用语来源于佛教，例如世界、实际、平等、相对、绝对、境界等等词汇。佛教中存在者大最的经典，这些经典开始是有梵文和巴利文书写的，它们是佛教建筑使用的词汇。我们说“文化大革命”为“十年浩劫”，平时遇到盗贼则称为“遭劫”。再例如我们常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个“魔”字就是梵文的译音。还如“一刹那”，也来自梵文，其他许多日常词汇如“觉悟”、“境界”、“供养”、“大干世界”、“现身说法”、“本来面目”、“芸芸众生”等也都是从梵文而来。 地名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们在社会中给地理实体、行政区域或居民点所起的名称。它真实地反映了民族的地理、历史、语言文化同时也反映出民族的心态和风俗等。在语言的发展中地名的变化相对较慢它的顽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较好地保存了文化史的某些本来面目。[4]不同社会、民族，地名的构造类型、特征有差异，即使同一民族语言，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也不尽相同。每个民族都在地理名称中不同深度地留下了自己的授迹。这既是语文各异所致，也同该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环境有关，研究地名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分析地名，能够给历史、民族、地理、语言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许多重要的信息，可以说明民族的迁徙和兴衰、社会的变动等。本文试图就佛教文化对地名的影响，做一些初步的探讨，以祈正于方家。 本文主要以北京和西藏的地名为例做一些简要的分析。 现在北京地名中带有寺庙、观庙等字的地名，不算重名的，据《北京街巷名校录》统计就有近300多条。在《乾隆京城全城》索引中，记载的胡同有1400多个，而寺庙的数目300个左右，和佛教有关的有一半左右。北京的喇嘛大院，就是因为附近有喇嘛庙而得名的。这一带与喇嘛缘很深，现改名为集贤大院。沙门，佛教中按戒律出家修道的人。沙门统已见于北魏永平元年沼，这是当时僧职中之最高位者，具有以戒律制裁犯法僧人的权力。古典小说《水浒传》中常见宋朝犯人流放沙门岛，这个岛就是今天的庙岛。沙门岛之得名即来自沙门统。 1、以佛教人物为地名。 八世纪下半叶，吐番赞普赤松德赞邀请莲花生入藏弘扬佛教，举世闻名的藏族神话史《格萨王传》就把莲花生大师崇奉至尊的地位。于是莲花生的名字在地名中应运而生生。白朗县的乌兼拉，意为“莲花生大师山”。谢通门县的沃间，意为“莲花生大师”。察隅县的乌金白玛拉也是“莲花大师山口”之意。谢通门县的县名，意思是“见后满意的笑了”，就是根据传说莲花看到此地后高兴的面部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