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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宫廷音乐衰落及市民音乐兴起 　　唐宋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中国虽然没有发生体制上的根本变化，但却在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租佃关系以及城市经济等各方面发生重大的变革。因而，当新的统一王朝宋朝建立时，在上层建筑领域的许多层面，诸如政治、思想、文化、艺术呈现出与盛唐大不相同的面貌，音乐文化领域也不例外。有现代音乐史家对唐宋音乐作过音乐学上的研究，认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在宋代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型……如果说唐代以其恢弘繁丽的宫廷俗乐为最有代表性的话，那么宋代音乐文化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这些生气勃勃的市民音乐的兴起和繁荣”。那么，古代音乐为什么在宋代会有如此重大的转型?笔者认为，这其中除了音乐本身的变化规律之外，其原因恐怕要到历史大背景中去寻找。因此，本文试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古代音乐的这一历史变化的原因。以下分“宋之雅乐”和“市民之乐”两部分来分别论述。 宋之雅乐 首先，我们应该先确定一下中国古代“宫廷音乐”的文化内涵。宫廷音乐，乃古代帝王和贵族朝臣们享用之乐，根据其功用不同可分为雅乐和俗乐。宫廷雅乐，即雅正之乐，它是夏、商、周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主要用于国家祭祀和朝会等礼仪性典制性正式场合的音乐形式。宫廷俗乐，即凡俗之乐，主要用于古代帝王、后宫和朝臣宴享等非礼仪性场合的音乐形式。宫廷雅乐虽然兴盛于西周，但春秋战国，礼坏乐崩，孔子欲提倡“放郑声，近雅乐”而不得其志，至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致使雅乐几乎丧失了西周时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和艺术活力，而只是作为政治性的“礼”的附庸，在事实上成了儒家雅乐思想的产物。这种具有政治象征性的雅乐，一般内容空泛，曲调简单，乐曲严肃、冗长、呆板，艺术欣赏性极低；而相比之下，俗乐显得活泼、自由和随意，更能使人赏心悦目。但雅乐对于以儒家为正统的古代王朝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从秦汉到隋唐再到宋元明清，每一新王朝的建立为了显示其正统的政治地位，都要进行礼乐制度的重建，即所谓“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辨者其礼具” 然而，雅乐与俗乐在宫廷音乐中孰轻孰重，在各个朝代却是不同的，这也决定着整个宫廷音乐的兴与衰，在唐宋两代尤其可以看出宫廷音乐的这种历史变迁。唐代宫廷俗乐的繁盛，是音乐本身实质性的发展；宋代宫廷雅乐的全面复兴，则意味着音乐只是被当作政治的附庸而存在，而音乐本身走向了僵化和衰落 唐朝立国，也进行雅乐的重建，但由于唐代各朝天子的音乐思想大都较为开阔，所以使其宫廷音乐很少受到儒家雅乐思想的束缚。从唐代史籍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唐朝宫廷音乐的雅俗界限非常模糊，宫廷中经常把雅乐用于宴享场合，而“杂有胡夷之技”的俗乐也常常经过稍加改变就用于祭祀庙堂。这与宋朝宫廷里雅乐与“郑卫之声”的俗乐界限分明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也正因为如此，唐朝燕乐才能达到中国古代宫廷乐舞的顶峰 盛唐燕乐，辉煌了近三百年，可是，随着“天宝之乱”和两京的失陷，加上地方藩镇纷纷割据称雄，政权的不稳固，这一切都使盛唐之音急速跌人低谷。盛唐之乐与大唐帝国一起淹没于唐末五代的战火之中 北宋立国之初，积极进行礼乐制度的建设，而且尤其强调雅乐的规范性。后周原有雅乐“王朴乐”，而宋太祖则嫌其“声高，不合中和”，太常寺的和岘“依古法别创新乐，以定律吕”，才使太祖满意。宋朝第二个皇帝宋太宗是位懂音乐的皇帝，但他也同样强调雅乐的“中和之道”，他曾对朝臣说：“雅乐与郑、卫不同，郑声淫，非中和之道。朕常思雅正之乐可以治心，原古圣之旨，尚存遗美。”宋开国的这两位皇帝对宫廷雅乐的态度奠定了宋朝近三百年的宫廷音乐的基调，这也算是北宋“祖宗家法”之一吧 不论宋初皇帝的“良苦用心”，后世的皇帝是不是体会得到，但重视雅乐的“家法”却被确确实实地延续下来。北宋后来的皇帝和儒臣对雅乐总是孜孜以求，从雅乐的音高标准到音阶形式，到音域、宫调，再到雅乐队舞的表演形式、乐器的摆设，都追求一种纯而又纯的“合乎古制”的雅乐。单就雅乐的音高标准，北宋一朝、就先后改了六次。每次改乐都要召集一批“博古通今”的儒臣大肆进行研讨，儒臣们相互非议，引经据典，都声称自己的创乐之法最合乎古制。这样，就使中国古代宫廷雅乐的复古之风和神秘主义在宋朝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这是宋代宫廷音乐走向僵化和衰落的根本原因 造成宋朝宫廷音乐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音乐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一方面是儒臣对乐律问题的详细考究，另一方面则是乐工整体素质的下降。到南宋，宫廷音乐机构时废时复，所用乐工多采用“和雇”形式，乐人来自民间居多，到宫廷里只教习“两旬”(二十天)即用。可见宋代宫廷对音乐之主体――宫廷乐工的管理较为随意，它并没有像唐朝宫廷那样建立一套常规的对乐工的激励考核机制，因而，其宫廷音乐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 由此可见，宋代宫廷音乐，以已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