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能偏袒出于利益之争违法违规行为.docVIP

岂能偏袒出于利益之争违法违规行为 　　新疆广汇集团禁止《都市消费晨报》(以下简称《晨报》)在其管理的73个居民小区发行的事件,已经闻名全国。广汇集团利用业主们委托的物业管理权,限制1.4万报纸订户的选择权,明显违法,遭到舆论的批评是自然的。然而,报纸一方就那么无辜吗?如果报纸方面为了自身利益,滥用舆论监督权利,是否也该追究呢? 《晨报》同样是有错的一方 广汇集团封杀《晨报》事件公开前两天,笔者(陈力丹)在邮箱里便收到数件与《晨报》有联系的间接信息源发来的《晨报》控诉广汇集团的邮件。根据经验,这类事件背后肯定事出有因,不会是一方绝对有理,因此笔者没有轻易表态。随着事件被其他传媒报道,舆论哗然,百度“广汇封杀晨报”词下有记录11500条,绝大多数作者持斥责广汇、同情《晨报》的立场。就在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情况下,一些网络论坛开始有知情者爆出内幕:广汇和《晨报》之间的纠纷归根到底是由于利益引起,因为两家在男篮球票的发行代理权问题和年度广告合作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于是《晨报》开始“收拾”广汇,登出一系列批评报道。而广汇则利用自己的物业管理权,禁止《晨报》进入诸多居民小区,两家冤冤相报,恶性循环 显然,这幕闹剧最初的导演其实是《晨报》,该报先将舆论监督作为筹码要挟广汇,未遂后又以舆论监督作为武器报复广汇,报纸被封杀后再借舆论监督博取公众的同情。自始至终,《晨报》其实都并非它自己声称的那样是最大的受害者。广汇、《晨报》的矛盾冲突是利益之争,真正的受害者是《晨报》的读者,全国的舆论一定程度上也被愚弄了 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传媒本质上是一类较为特殊的企业,大多要依赖广告收入维持运行,因此报纸向企业售卖广告版面是正当的经营行为。但是传媒不是单纯的企业,同时承担着监测社会环境的社会职责,有义务向受众提供真实、全面、客观的信息,一定程度上代表公众进行舆论监督。《晨报》“不投广告就曝光”的要挟行为,使得传媒本来的“权利”变成了“权力”。这种情形与新闻出版总署通报的4家报纸记者站的舆论监督讹诈行为,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不怀疑《晨报》揭露广汇集团强拆民宅的真实性,但如果广汇集团没有和《晨报》撕破脸,而投给《晨报》大量广告,那么读者是否还会见到关于广汇的这条批评性新闻呢? 媒企交易,怪象丛生 其实,类似事件在传媒界已经发生过很多起。早在2003年,《鄂东晚报》的内幕就被揭露:该报社上下通力配合,形成了一条“报社领导-记者-受要挟单位”的传媒腐败食物链,以曝光当事方丑闻的方式来强迫企业登广告 2007年,据《人民日报》报道,国内某著名电信企业公布上半年年报,利润高达379亿元。随后,这家公司的领导称,自公司年报公布后,来自传媒的“麻烦”不断。一些传媒不约而同地拿着几篇批评性报道找到企业,提出让企业花点小钱消灾 今年,某传媒每隔一段时间就推出一篇关于北京东部商城的批评性报道,原因是该商城和该传媒广告合作谈判破裂 有要挟不成的,也有主动送上门的。例如去年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前,三鹿公司董事长田文华要求企业做好传媒工作,通过投放广告,不让传媒关于奶粉质量的揭露性报道见诸报端。随后曝光的百度被300万“绑架”一事就证实了这一点 …… 这些发生在传媒身上的广告强买强卖事件,严重损害了传媒的形象,造成了新闻传播业界的信誉危机。2005年以来,我国的传媒广告资源呈现滑坡趋势,传媒作为文化产业的日子变得不那么好过了,这是事实。传媒要生存,得在合法的前提下创造生存条件,以如此违规缺德的方式拉广告,只会毁坏传媒的立本根基。两种资本利益的争斗,受到损害的是受众。舆论监督本质上是人民群众委托新闻传媒对社会公共事务行使监督的权利,这种监督是人民群众的扬声器,而非传媒的私器。传媒舆论监督服务于人民的知情权,无论是以批评之名行敲诈之实的行径,还是因接受企业“封口费”而对企业负面事件保持沉默,都是对受众知情权的践踏 遏制传媒权利寻租的欲望 我国实行“党管传媒”的传播政策,因而所有的传媒都挂靠一个具体的党政单位。尽管明文规定挂靠单位与传媒“三脱钩”,但实际上具体的党政单位是传媒的背景,传媒的“权利”一定程度可能变成“权力”。因此,企业在与传媒的正面利益冲突中,一旦涉及信息传播和争取舆论,往往胜算不多。此次颇为强硬的广汇集团,在封杀《晨报》8天后被迫恢复了该报在其管辖处的投递。在这类问题上,多数企业采取的是破财消灾的态度,屈从了传媒的要挟 传媒的这种强势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传媒有准入政策的保护,这相对来说是一种垄断资源;二是传媒掌握话语权,有较多的渠道通过采访报道将信息公之于众,有权决定信息的公布与否。一旦自身遭受利益损失,传媒有自身权威的表达渠道陈述所受的委屈,自然,传媒所做的违法违规之事,也可以优先封锁信息。相对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