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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股东会及董事会权力配置 　　摘 要 在我国股权集中的模式下，《公司法》中不合理的股东会与董事会权限划分已经不再适应我国公司治理的实践。本文旨在分析如何基于公司治理理论的深入研究，在立法技术上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股东会与董事会权力配置模式以协调商业实践活动的步调 关键词 股东会 董事会 思想渊源 权力配置 作者简介：胡艳华，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民商法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1.240 一、立法层面 我国现行《公司法》以股东本位主义为主导理念，极其注重股东权益的保护，在立法上赋予股东及其议事机构股东会（含股东大会）广泛权力，确立了股东会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具体表现在：公司股东可以依《公司法》第4条的规定享有自益权、决策权及管理权。由股东所组成的股东会则依《公司法》第16条、第37条、第99条及第149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合法行使所赋予其的职权，并且以营利为导向的公司通过享有对公司资本形成、运行、终结的最终决策权，以此来掌握公司的命运。除了上述我国《公司法》所明确列举的权利之外，股东会还可以依据《公司法》修改章程这一兜底性规定，进一步扩大其权利。相比英美法基于效率的考量下放一些权利于董事会以增强企业竞争力，我国则极其重视股东利益的保护，为此将重大事项的决策权高度集中于股东会 对于董事会的角色，我国现行《公司法》虽未予明文规定，但以默认的方式将其定位为最高执行机构，从属于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因而立法在具体条文的规定上，虽然赋予董事会十一项职权，但绝大部分均是有关制定公司策略或执行股东会所作出的决议，涉及董事会决策权的颇少，其决策权主要体现在公司程序方面的经理任免权与公司微观管理机制的创建，对公司实体方面有影响仅是对公司具体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的决定，此种决策权有种在股东会为其划定的权限内施展自身拳脚的意思，并未脱离股东会权力管制的藩篱。再进一步，基于现行《公司法》对董事会的执行辅助人定位，董事会在依法行使上述一些决策权时存在被股东会否决的潜在风险，对此《公司法》并未作出否定性的规定，使得董事会的法定赋权可能成为空中之饼。起初我国《公司法》上股东会与董事会设置如此的权力配置模式，是为了合理限制董事会的职权防止其越权，但在实际运行中却为大股东掌控公司提供了便利的法律途径和法律依据 很显然，基于我国集权政治传统的长久影响，加之受制于股东所有权之派生的财产理论， 我国在移植《公司法》的过程中，并未将董事会视为公司的当然设置，更不用期待以股东会与董事会的两权分立的模式来构架公司组织机构 二、实践层面 （一）股东会权力形式化 基于历史原因，我国上市公司主要由国有大中型企业或者家族企业改制而来，为了使公司可以成为国家或者家族的利益代言人，公司的控股股东一般是国有股?|、法人股或有血亲宗亲的内部股东，极易形成国有股或者家族股“一股独大”的局面，社会公众股仅剩下狭小的生存空间，并且还高度分散。 不言而喻，公司最高权力机构的股东会很可能沦为大股东尤其是第一大股东的掌上之物，立法上为了使股东会形成公平、有效率的决议而设定的股东会的议事规则， 在实际操作上变成了走形式，股东会成为大股东的“一言堂”，余下股东只能扮演陪跑的角色。正如德国学者修莫拉尔所说，股东会已成为“一个由指挥者演的，然而观众又非常少的短剧”。 面对上述局面，就算中小股东有意识想要发声以维护自身权益，但过高的行使股东权利的成本，使得中小股东望而却步。相反，中小股东往往会在必要的时候诉诸于转让公司股份来避免投资风险，后者似乎更为便捷。正因为如此，才会使得股东会原有的集体决策机制失效并日益形式化，成为大股东之间独享的游戏 （二）董事会权力膨胀 随着股东会的形式化，在其无法有效的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时，基于追求效率、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的考虑，董事会逐渐在公司法人治理治理结构体系内处于的核心地位，大量出现股东会向董事会授权的情况，产生了立法上赋予股东会过大权力与实践中股东会未能有效运用这些权力的尴尬局面。虽然，我国公司立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董事会作为公司管理的最高权威，但也赋予了董事会相当的公司经营管理的决策权，为董事会滥用权力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近年来，这种现象呈普遍化的趋势，甚至造成内部人控制公司的严重局面，损害了公司和股东的利益，2010年 “国美股权与控制权之争”便是一个最为熟悉的例子 （三）董事会被大股东控制 在我国，董事会是由股东会依法选举产生的董事组成，其对股东会负责，执行股东会的决议。董事会基于这样的法律定位，公司股权在“一股独大”情形下，如前所述，股东会的议事规则对于控股股东来说犹如没有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