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题孔子像于芝佛院》发微.docVIP

李贽《题孔子像于芝佛院》发微 　　在李贽《续焚书》卷四中，有一篇名为《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的文章，读来颇有味道，其文如下： “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父师之教者熟也；父师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儒先之教者熟也；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其日圣则吾不能，是居谦也。其日攻乎异端，是必为老与佛也。儒先俺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朦聋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不日徒诵其言，而曰已知其人；不日强不知以为知，而曰知之为知之。至今日，虽有目，无所用矣。余何人也，敢谓有目?亦从众耳。既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是故吾从众事孔子于芝佛之院。” 这篇文章是李贽直面回答人们疑问的一篇小作品。因为他当时以异端自居，不但大胆放言被称为圣人的孔子和凡人没有两样，而且主张“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公开质疑当时奉为经典的“四书”“五经”。如果问题仅仅如此，这并不足为怪。他居然在遁居佛门以后却在芝佛院高供孔子像，甚至途经山东时参拜孔庙，难道他真的是一个思想前后不一的癫狂老人么?细细品读李贽自己的回答，就不难发现，“从众”背后隐藏的不是两个思想不一的李贽而是两个不同的孔子。在李贽的很多其他著述中我们都看到，李贽恰恰是用真正的孔子思想来论证自己思想的合理性。他所批判的是被神化和教条化了的孔子，甚至是被改造和歪曲了的孔子。他所批判的思想，也恰恰是孔子所批判的!他所倡导的，也往往是孔子所赞同的! 追问孔子 孔子流芳百世不是因为他天生就是所谓“圣人”，也不是因为他在吃饭穿衣方面与众不同，而是因为他的思想。孔子生活的时代(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井田制走向瓦解，分封制随着崩溃，“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整个社会处于新旧交替之际。身处战乱与动荡之时的孔子，并未迷失方向，而是抱有坚定的信念：“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子罕》)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孔门之言道，莫高于仁。”(《吕思勉读史札记)《论语》中“仁”字出现100次以上。他说：“吾道一以贯之。”其弟子曾子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什么是“忠”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也就是尽己之心以待他人；那“恕”又是什么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总之，“爱人”是对“仁”的最一般的规定。郭沫若说：“仁字是春秋时代的新名词，我们在春秋以前的真正古书里面找不出这个字，在金文甲骨文里也找不出这个字。这个字不必是孔子所创造，但他特别强调了它是事实。”(《十批判书》) 孔子希望构建一个和谐有序的理想社会。孔子讲“仁”，推己及人，由亲及远，而外在表现就是礼，所谓“克己复礼为仁”(《颜渊》)。表面看来是对理想中的周礼的向往，实际上是指对古代礼制改造基础上的新礼，“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可见，“礼俗随世而变，有可从，有不可从。孔子好古敏求，重在求其义，非一意遵古违今。”(钱穆《论语新解》)另外，《论语》中还讲到打破西周时代“礼不下庶人”的传统，主张对一切人“齐之以礼”(《为政》)。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进》)可以看出，孔子认为礼乐的作用是调和社会关系，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他并非是要复古，而是想寻道治乱。其实，孔子是主张在合乎仁遵循礼的前提下改良社会的 文化上，孔子主张“和而不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有人曾拿《为政》中的话语来反驳这一看法：“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实际上，这里的“异端”，杨伯峻先生认为是指不正确的言论：“孔子之时，自然还没有诸子百家，因之很难译为不同的学说，但和孔子相异的主张、言论未必没有，所以译为不正确的议论。”(《论语译注》)孔子之时没有诸子百家是显而易见的，但孔子这里是否指“和自己相异的主张”值得商榷。钱穆先生这样解释：(异端)“乃指孔子教人为学，不当专向一偏，戒人勿专在对反之两端坚执其一。所谓异途而同归，学问当求通其全体。”(《论语新解》)孔子之时，不但没有形成“百家争鸣”，而且，通观孔子的思想，非常通融、开放、谦和、包容，所以钱穆先生的解读应当是抓住了孔子思想的主旨。也就是说，孔子这里讲的是一种治学、做事方法，并非攻击和自己相异的学术思想 对于人类无法掌控的“天命”、“鬼神”和“生死”等问题，孔子持非常理性的态度，他既不是狂妄的认为人可以掌控一切，也不是消极的以为人在这些方面无所作为。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雍也》)当问事鬼神，他的回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问及生死时他说：“未知生，焉知死。”难怪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孔子赞赏有加 孔子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