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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汉学界先秦儒家文学思想探究 　　先秦时期作为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轴心时代”。基本奠定了后来文化的发展历史与格局。这一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繁荣景象，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阐发政治、哲学、文艺思想。在文学艺术方面，儒家关注文学与道德、政治的关系，为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奠定了理论基础。先秦儒家有关文学的思想认识也引起了国外汉学家的关注 美国汉学家费威廉(Craig Fisk)曾指出，早在《诗经》中就包含着大量关于诗歌功用的言说。一些诗人宣称诗歌是为表达哀怨、阐明志向、颂扬美善、讽刺君主、缅怀先王。在此，诗歌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政教观在儒家典籍与其他文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费氏举例说，《礼记》就有每五年君王命百官吟诵民歌以观其政的记载。《尚书》中的“诗言志”成为后来关于诗歌本质的权威表述――诗乃政治与集体意志的传达，与情感和个人无涉。此外，《左传》与《国语》明确记载了诗歌在社交场合的应用，君子援引或引申《诗经》中的某些语句来暗示自己的政治抱负。在费威廉看来，这种处理文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做法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文学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法国汉学家侯思孟(Donald Holz-man)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基本否认了孔子文学批评家的地位，侯氏认为孔子没有视文学为审美经验，而是注重文学实用的一面。而马幼垣(Ma Yau-woon)则通过孔子与古希腊文论家的对比研究，断定孔子作为文学批评家的资格是不容置疑的。对这两类相左的论点，费威廉进行了调和与折衷。他说，侯思孟的《孔子与中国上古文学批评》一文旨在指摘马幼垣过于夸大了孔子作为批评家的身份。侯氏认为散见于《论语》中的有关《诗经》的评论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而非文学性的。而且，孔子纵容对《诗经》的有意曲解，以便将之用做道德标签。费威廉对侯氏的上述观点颇不以为然，认为后者对孔子的批评过于苛刻。费氏说，孔子用前代的文化遗产以教育王公子弟，《诗经》对孔子而言不是缅怀过去的挽歌而是作为其思想的当下言说以及施教的典籍。中国古时有在社交场合引《诗》的传统(赋诗断章)，而孔子正生活在这一传统的没落期。因此，侯氏攻击孔子未将诗歌视为艺术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费氏进一步分析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孔子论《诗》是否属于文学批评活动，而是在于孔子作为一位文化哲人，其影响对后来意味着什么。《论语》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是“文与质”(cultivatednessand substance)或者说是“义与仁”(cultivat-ed virtue andinnate humaneness)的关系。对孔子来说，“文”本身绝不是目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同君子一样，必须是文质彬彬。孔子的思想对后来中国文学的主题、乃至历代批评家对文学风格与文学史的态度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孟子作为孔子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继承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其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知言养气说等观点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引起国外汉学家的关注 美国华裔学者施友忠(Shih，VincentYu-chung)以为，虽然孟子保留并发展了孔子的说教主义(didacticism)，但是孟子的理想主义与神秘的学问(mystical learnings)使他能够采取灵活的态度来对待一些文学问题。孟子主张以开明的姿态阐释《诗经》，他说：“说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这种较为自由的阐释在施友忠看来是一种纯粹直觉或主观的判断，是十分冒险的妄加猜测，反映的只是评论者的主观印象。但施友忠又认为这种主观判断并非一无是处，在批评刚出现的时候，真实的看法(sincere opinion)本身就是一大贡献。当然另一方面，孟子又主张不能孤立地解读作品，必须结合作者的生平与所处的时代语境。即“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他的主观印象式批评方法。但施氏认为即便历史维度的引入也很难平衡主观、印象式批评者的观点 相对而言，施友忠认为“养气说”(thefostering of the vital spirit orbreath)是孟子对中国文学批评更为重要的贡献。“气”(breath or vital life or spirit)在孟子那里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可见，“气”代表的是经由道德修养所获得的道德品质。在论“养气”时，孟子还谈到了“知言”(to know one，s character through his words)：“敢问夫子恶乎长?”El“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施氏认为，这其中就有一些文学意味。“浩然之气”是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