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地方政府网络舆情管理特点研究..docVIP

湖南省地方政府网络舆情管理特点研究 　　摘 要：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网络已经成为公众表达舆论观点的最重要的场所。网络舆情具有隐匿性和即时传播的特点，因此为网络舆情管理在技术和操作层面都带来了巨大的难度。地方政府在进行网络舆情管理时，需要在把握网络舆情的主导权与尊重公民的知情权之间寻求平衡。本文以湖南地方政府为例，研究如何积极采取合理合法的应对措施来进行网络舆情管理 关键词：网络舆情；地方政府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新常态”。截止2016年6月，我国网民人数已超过7亿，是世界上最大的网民群体，互联网普及率也超过了50%。手机网民规模超过6.6亿，占网民总数的90%以上。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客户端，形成了新的移动舆论场，使网络舆情更加自由、隐匿，同样也使政府的网络舆情管理变得更为复杂。湖南作为我国的传媒产业大省，湖南政府在进行网络舆情管理中也充分运用了传媒资源优势，这种利用各方资源的联动式的网络舆情管理和应对方式对其他地方的网络舆情管理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在结合网络舆情管理理论与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来探讨湖南政府在网络舆情管理中实际应用的特点 网络舆情是一种民意通过网络渠道反应的现象，其内容不仅包括公众对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的问题表达的意见、态度和行为，还包括情绪表现。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为信息传播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网络舆情也出现了许多新特点 一、互联网“新常态”下地方政府网络舆情管理的难点 （一）政府响应必须更加迅速 网络舆情事件发展的周期也符合事物发展周期的一般规律，根据信息量的大小可以分为潜伏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四个阶段。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公众的注意力会被很多碎片化的信息所分散，很难长期固定在某一舆情事件上。因此，这种海量而碎片化的信息特点带来的现实生活的新现象就是：各种突发的舆论焦点层出不穷与热点话题来去匆匆的现象并存 “新常态”下，网络舆情事件的周期明显缩短，如2014年的“长沙暴力伤医事件”热度为8天；2015年2月的“长沙一在编工人打死大学生事件”中，网络舆论热度仅仅只持续了5天；同年5月发生的“长沙巡防员打人事件”持续时间为7天。但对于政府来讲网络舆情事件周期越来越短却未必是好事。在上述的三个案例中，舆情事件开始的第二、三天都关注度比前一天都有至少10倍的增长。这一关注度激增的过程中网民情绪化的宣泄居多，还没有充足的时间形成理性共识便迅速消散。例如，“大学生事件”原帖发布后24小时内，该事件相关的新闻报道激增至1000多篇，其中22%的舆论呼吁严惩嫌疑人，28%的舆论认为警方需澄清嫌疑人身份。另外，还有28%的舆论认为警方的执法行为存疑，并且这一部分舆论的影响在后期越来越大。原本的一起刑事案件，网络舆情中有过半的言论是长沙警方的，这已演变为了一起网络舆情危机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应对如果稍有差池，便会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严重破坏。虽然网络舆情事件持续的时间短，但是这种不利于政府形象的恶劣影响则会持续相对较长时间。并且，由于网络信息搜寻的便利，一旦将来出现类似的问题，很容易再次成为热点。[1] （二）政府陷入“不信任”怪圈 根据英国公关专家M.Regester.Michael提出的危机处理的3T原则，在应对网络舆情事件时政府必须要及时提供信息，掌握主导权，否则一旦错过最佳处理时期，舆论将难以控制。[2]近年来，各级政府信息平台逐步完善，通过网络平台，各种信息越来越公开化、透明化。但是在应对网络舆情危机时却依然遭遇了信任危机，这主要是网络传播迅速和自由的特性导致的 一方面网络信息本身良莠不齐，自媒体的兴起使大量未经核实的信息在网上广泛传播，还有部分别有用心的国内外反华势力利用互联网散布了大量的虚假信息和谣言。网络世界虽然是虚拟的，但也与现实世界有很多共通之处，一旦缺乏监管必然会对个人、社会和国家造成危害。在2016年的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上习总书记专门强调“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从侧面反映出目前我国互联网法律监管不利的困境。直到2015年11月刑法才对传播网络谣言做了量刑规定，而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网络谣言的传播成本极低，这也增加了政府“辟谣”的难度 另一方面，我国网民年龄结构年轻化，截止2015年12月，我国19岁以下的网民占网民总数的24.1%。[3]并且超过80%的网民为大专以下学历，整体网民学历结构偏低，对信息真伪的甄别能力不高。很多网民容易在无意之间就成为了谣言的传播者 再次，中国社会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整个社会舆论对于民主、民生、民权问题的关注度空前高涨。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的统计数据，各种社会矛盾是网络舆情压力的重要来源，其中官民关系、贫富差距等话题尤为敏感。并且很多社会事件都被赋予了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