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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面具艺术文化内涵及审美特征探究 　　满族面具源于萨满教遗存，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繁荣期。远古人们相信万物有灵，认为变化莫测的自然现象受神灵支配，出于崇拜，他们模仿心目中的神灵形象制作出神灵面具，试图借助面具获得神灵的庇护。每个满族面具的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神话([美]弗朗兹1989年版，第134页)，这些神话依附于白山黑水的山川地貌，大都反映了满族民俗文化的艺术特征，具有珍贵的原生态研究价值。 一、满族面具艺术的文化内涵 满族面具艺术是萨满教观念的物化形态和表现形式，蕴含着北方文化的神韵，是宗教、民俗、艺术等多重文化的积淀。它具有原始艺术的形态特征，可谓人类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满族面具艺术的出现与北方渔猎游牧生活直接关联。《瑷珲十里长江俗记》记载：“白熊皮盖面，狼伙不敢进”，“以鹿獐头骨遮身，可得其仔”。可以说狩猎经验与对自然的敬畏心理统一起来，就诞生了祭祀中的面具形式。往昔，满族先世女真人适应狩猎生产的特点而举行的春、秋常例祭，就是戴面具祭神娱神的仪式(郭淑云《原始态文化――萨满教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5―586页) 满族面具是萨满教的核心――“万物有灵”观念的具体体现。满族面具艺术的类型与人类原始崇拜的类型一致，同样分为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三种。自然崇拜类型的满族面具体现了满族先民对自然现象的敬畏心理，在恐惧与期望中创造了无数幻念中的神灵，盛行以自然崇拜为主要内容的部落大祭，如火祭、雪祭、海祭等。例如黑龙江省爱辉县五大家子满族徐姓家族至今保存一枚星神面具，族人尊称“乌西哈恩都力”，为星祭时主祭萨满所佩戴(同上，第586页)。图腾崇拜类型的满族面具源于祖先相信自己与植物动物有特殊联系，同时相信植物动物是生命迫切依赖的食物([法]列维2002年版，第11页)，是生命力的源泉。出于食物崇拜心理，满族先民把花、蘑菇、蛇、鹰等作为崇拜对象，例如满族面具中有花神(伊尔哈思都哩)、蛇神(七彩梅合)等形象。这些都是采集与狩猎生活遗留在满族面具艺术中的原始印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对本氏族有重要贡献的“英雄人物”的重要性，认为他们死后“灵魂不散”，依然守护着本氏族，因此出现礼仪繁缛的祖先崇拜祭祀。在满族面具类型中祖先崇拜类型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数量众多，如大罕祖先神、七乳妈妈(那丹忽浑赫赫)、始母神(佛朵赫赫、佛多妈妈)等都是为人熟知的满族面具形象。其中始母神后演化为保婴神，主司氏族子嗣繁衍。在满族古代大祭中，主祭只有戴上始母神面具才有权传达神谕(郭淑云《原始态文化――萨满教透视》第586页) 二、满族面具的审美特征 满族面具从形制上看有戴式、挂式、替身式(较小，用后即焚)。遗存的面具图稿是由毛笔或铅笔画成的简要底稿。一般情况下，萨满完成祭祀仪式后不敢保留面具的图稿，都要烧掉，唯恐受到神灵责罚。但长白山宁安地区满族镶黄旗富察氏家族族长傅英仁却是一位勇于革新的萨满，他保留了许多珍贵的面具图稿资料(王松林《中国满族面具艺术》，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这份藏品为我们展示了满族面具的鲜明特征 有些学者在总结满族面具的造型特征时，大多概括为：象征性、拟态性、幻化性、夸张性、符号性等，但这些审美特征并不能说明满族面具的独特性。其实宗教祭祀仪式中的满族面具形态具有不同于一般民间面具的审美特征，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夸张局部特征的造型手段与朴素的受众审美心理之间的有机统一 满族面具图案或神授或师传，它们是宗教祭祀圣物，具有绝对的神圣性。宗教性是其基本属性，其审美标准是“灵验”，而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观赏品。例如医神(天花妈妈)就是满族用来放在出水痘的小孩床前祛痘治病的。“天花妈妈”是满脸黑点的妇女形象。在人们看来，如果这个面具治好的孩子越多，就越灵验，也就证明画得最好。族众的审美心理是朴素的，并不对艺术性提出要求，而是在面具“功能符号”明显的情况下，要求其灵验。他们眼中的“功能符号”就是面具夸张的局部特征。从“灵验”的功利心理出发，面具夸张的局部特征是与其功能相适应的。如“七乳妈妈”(那丹忽浑赫)突出乳房，木神(毛恩都哩)面颊覆盖树叶，白芍药花神头顶白花，金神(爱新恩都哩)面镶“大钱儿”，雨神(阿嘎恩都哩)满脸雨滴 (二)突出原始印记的图案造型与神秘的审美体验之间的有机统一 满族面具图案类型反映了萨满教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发展过程，同时反映了远古社会的生活风貌。植物神、动物神、祖先神等图案造型体现了先民在与大自然共处中认识自然、描绘自然的心理历程，其中包括许多源于渔牧生活的实践经验。满族面具的整体图案造型存留浓郁的远古遗风，具有神秘的象征性，原始印记是其视觉传达的特色。这种颜料绘制的面具图案从功能上看，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