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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人身权特殊性及其法律保护 　　记者的权利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记者作为公民所享有的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一切权利；另一部分是记者从事新闻工作所享有的权利。在这种权利结构中，前者是基本权利，后者为职业权利，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和前提的。人身权是宪法和法律明文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记者自然应当享有。如果记者不享有人身权利，则其职业权利将成为空中楼阁而无法实现。在新闻采访活动中，记者的人身权利最容易、最经常地被人侵害，而且记者的人身权较之一般公民的人身权有其特殊性。因此，对记者的人身权进行探讨，大有必要。 记者的人身权屡遭侵害 记者作为公民，自然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一切权利。比如，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因而记者在日常生活和采访报道中，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也不得侮辱其人格尊严。再如，法律赋予公民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人身权利，记者当然有权享有这些权利，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其非法剥夺和侵害。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记者的人身权利经常遭到各种侵害。例如，《深圳特区报》的记者杨黎光说，他在采访过程中“曾多次受到人身威胁”，这些威胁“有些是含糊的，有些是明确的；有些是暗的，有些是面对面的”。杨黎光介绍说，1995年4月，他开始采写原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某的特大受贿案。在开始采访到采访文章陆续发表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一直受到有些人的明里威胁和暗中不知名者的电话威胁。他的采访对象也受到威胁，后来采访对象果真被人暗杀在家门口。再如湖南《邵阳日报》记者卢学义说，他“在从事新闻采写中，不时遇到记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事情。特别是在采写批评性、揭露性的新闻时，所遭受的冷嘲热讽、刁难阻挠、强词夺理、提供虚假情况，甚至人格侮辱、人身伤害等是不鲜见的”。① 近年来，这种情况仍没有显著改变，侵犯记者人身权的事例时有发生。例如2006年5月3日，也就是“世界新闻自由日”那一天，“中央电视台记者在长沙景区世界之窗采访时，受到工作人员的刁难，随即遭到保安人员的群殴，手臂和脖子受伤，衣服被撕破，摄像机被抢走……这只是新闻记者遭遇暴力袭击中的一个案例。前不久，成都的记者在采访乱收费现象时，也遭到当地公务员的群殴。再往前追溯，几乎各个地方都存在记者采访受袭的暴力事件”。②总之，在新闻采写活动中，威胁、恐吓记者经常有之，辱骂、殴打记者时有发生，非法拘禁，甚至加害记者的事亦有所闻，这些行为严重地侵害了记者的人身权利 缺乏对记者人身权的保护 人身权利受到侵害就需要法律保护。我国法律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已经形成体系，而且比较完备。从宪法到刑法、民法通则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其他法律法规，都有保护人身权利的内容。例如，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刑法中所列的杀人罪、伤害罪、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罪、诽谤罪、侮辱罪等多项罪名，都是为保护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和人格尊严权等人身权利的。民法通则更是在极为有限的篇幅中专设“人身权”一节，用8个条文对人身权进行规范，并在“民事责任”一章中用2个条文对人身权进行法律保护。此外，劳动法、律师法和其他一些法律等，都有对人身权进行保护的内容。总之，有关人身权内容的法律很多 但是，宪法和民法等法律对记者的人身权保护又显得软弱无力。对于大多数报道对象来说，记者的批评报道会给他们造成一定损失，因此他们常常会采用辱骂、殴打、非法拘禁、威胁、恐吓等手段，企图阻止记者采访报道。当他们打伤记者后，记者总是希望将打人者绳之以刑法，但构成伤害罪的伤害是有法定标准和条件的，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并不都构成伤害罪。处理结果常常是打人者被行政拘留几天（最多15天），甚或只罚几十元、百十元了事。于是，新闻界和某些学者呼吁对此类案件适用妨害执行公务罪予以处罚,但这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因为公务活动特指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新闻单位不属于国家机关，记者也不属于公务人员，采访活动便不是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侵犯记者的人身权和采访权并没有损害国家机关的管理职能。所以殴打记者、限制记者自由等不具备妨害公务罪的侵权客体条件。③ 记者人身权与普通公民人身权的差异 在记者诸多权利中，最容易受到侵害，且影响较大、后果较为严重的往往就是人身权。侵害记者人身权，同时也就侵害了记者的采访权或者报道评论权。比如，记者采访时遭到辱骂、殴打，或者非法拘禁，既侵害了记者的人身权，又侵害了其采访权。侵犯记者人身权与侵犯一般公民人身权基本相同，但也有差异： 首先，起因不同。侵犯一般公民人身权案件基本上是由个人的利害得失引起的，至少夹杂着个人的恩怨；而侵犯记者人身权案件，绝大多数都是由记者采写批评报道、媒体进行新闻舆论监督导致的 其次，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