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跨国历史的挑战海外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争议综述1.docVIP

研究跨国历史的挑战：海外研究南京大屠杀 魏楚雄 南京大屠杀一直是个充满争议并且相当敏感的议题中日关系和中日政治实际上，当南京大屠杀史日益受到新发现的证据、新的阐释或者来自日本否定派观点的挑战时，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历史学家——无论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都会因其民族主义立场或政治倾向而有意或无意地违背历史写作的职业原则和道德。如果对南京大屠杀的全部历史论著仔细审阅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对南京大屠杀研究产生影响的政治因素发生在两个层面。第一是政府的政治势力对历史研究与写作直接的和有意识的干预和控制，如日本政府在二战结束和东京审判前夕对有关南京大屠杀文件档案的大量销毁、日本文部省和法庭对教科书有关南京大屠杀内容与条例的判决，等等。 第二像日本虚构派或修正学派那样政治化的知识分子所发表的著和言论，它们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和意识目的而对历史资料进行蓄意选择、对历史现象进行错误解读的产物第是历史学家的政治信念、偏见或民族情绪，它们无意中损害了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 海外政府力量和政治势力对南京大屠杀研究与写作所进行的政治化干预及干涉，严重阻碍了早期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它们主要发生在从战时至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早期，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战时 在南京惨案刚刚发生之后的1937-1938年冬春期间, 对该事件的第一报和反映被记载下来了，它们是最可靠的见证和原始资料，也成了最早的南京大屠杀史。许多目睹该惨案的美国、英国及俄国记者如Frank Tillman Durdin、Hallet Abend、Archibald Steele、C. Yates McDaniel 等都在各大报刊较详细地报道了南京事件。 此外，还有许多外国人如拉贝John Rabe）、Miner Searle Bates、George Fitch、John Magee、Enest H. Forster、James McCallum、W. Plumer MillsLewis S. C. Smythe、魏特琳Wilhelmina [Minnie] Vautrin）、Robert O. Wilson、G. Bauer、J. Lossing Buck、O. Caldwell、J. H. Daniels、B. A. Garside、A. M. Javis、F. Kirk、E. Spicer、Charles and Grace Riggs、Albert and Celia Steward等，他们当时关于南京惨案的日记、书信以及录像等，也都成为历史的见证， 其中有的后来还出版成书。 但是，这些关于南京惨案的最早历史记载和珍贵文件，却被政治势力所严格控制和操纵。二战结束前夕，日本政府为了掩盖他们的战争罪行，下令销毁所有的机密档案，包括那些包含战争罪行和屠杀命令证据的文件。通过口头命令，日本政府销毁了大约三万件含有“关于战俘待遇、监狱卫生、监狱警卫、限制及惩罚战俘及拘留犯之条例规定”的文件。 结果，凡涉及战争犯罪行为的文件都被命销毁，其中仅大约0.1% 被存留了下来。 更有甚者，为防止公众获悉任何不利于日本战争动员的事情，日本政府对报纸、杂志和书籍出版实行了审查制度。 日本审查员没收了哈罗德·约翰·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准备寄给?曼彻斯特卫报?的关于南京惨案的报告、 远东战争新闻编辑关于南京惨案的简报、以及田伯烈所著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的日文版 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Atrocities in China）。 基督教青年会代表乔治·费奇曾亲眼目睹了日本人封锁南京城，以防止外国记者进入该城、挽救日军的声誉。对于这一点，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存档也有证实。 当时，如果日本报纸或公民出版了揭露日军战争罪行的报道，日本司法政治势力就会对其以诽谤罪起诉。挺身公开忏悔他们战争罪行的日本士兵就遇到了巨大的压力，公开他们记载日军在南京残酷杀戮中国无辜平民的日记。 此外，日本政治领导人调动他们的资源，发动了一场掩盖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宣传突击战。 当南京惨案还在发生时，日本的军事政治势力就分别对南京惨案的真相进行了掩盖或歪曲。日本政府和军方的所有这些作为，都对以后研究南京大屠杀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1938年2月2日，中国国民党政府首席代表顾维钧于日内瓦举行的第100届国际联盟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首次谴责了日本的战争罪行, 后来又不断地给国联秘书长发信，强烈抗议日本在中国进行的化学战争以及犯下的其它战争罪行。然而，国民党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努力证明是无用的。国联仅仅以一项邀请日本讨论有关南京事件争议的建议来回应中国的呼吁。 与此同时，中国和日本都悄悄地发起了谴责对方过错的宣传战，旨在争取美国公众的支持，但都未得到有意义的结果。 实际上，当时美国民众对日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