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故事会最新修订版(到第20个故事).doc

第一个故事 苹果的故事　　欧阳过有一个苹果，杨康想要这个苹果。对欧阳过来说，苹果值0.5元，这就意味着对她来说，要苹果还是不要苹果而换回0.5元是没有区别的。对杨康来说，苹果值1元。结果杨康花了0.75元买到了苹果。　　　　这是一个平常得称不上故事的故事。我想用它来说明什么叫作效用。这个苹果对欧阳过来说只值0.5元，这就是这个苹果对欧阳过的效用。交易的结果是欧阳过得到了0.75元，所以他的效用增加了0.25元。同理，杨过的效用也增加了0.25元。通过这次交易，他们两个人的效用都增加了，都有了收益。这时我们说，这次买卖是有效率的。而效率，是经济学的首要目标。但这会有如下问题：　　为什么同一个苹果对欧阳过就只值0.5元而对杨康就值1元？换而言之，为什么效用是主观的？对马克思太过熟悉的中国读者尤其会问：这不符合马克思说的价值理论啊！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首先说服你接受经济学的那个基本预设：人是理性的。　　理性人，是说人会根据一件事情对自己是不是有好处，从而决定是去做还是不做。这似乎是常识，却也不无疑问：我们似乎经常做不理性的事。但我还是希望你同意：人一般来说还是理性的。不可理喻的人和不可理喻的时候毕竟是少数。况且，对于以人的行为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来讲，如果我们认为人本质上是非理性的，也即无法进行预测和研究的，那也就意味着全部社会科学都将是对牛弹琴，那我也就没必要在这里讲这个故事了。　　好吧，既然人是理性的，也就是说，人能够自己判断某件物品对自己的效用，效用是主观的。同时理性的人会分析自己的成本与收益，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换言之，他在追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那么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就这次买卖而言，欧阳过一定是觉得通过这个交易他得到了好处，所以他才答应这个交易。而杨康也没有理由不是这么想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交易中，双方的收益都大于成本，都实现了效用的增加。这就是效率。故事中的价格可以没有：我们完全可以假设欧阳过拿苹果跟杨康换了一个梨。价格或者说是金钱只是在市场经济里用来测量效用的一个指标，它不够精确也未必能普遍适用，但我们目前还没有别的更好的指标。我们也可以假设杨康买这个苹果并非因为他爱吃苹果，而是对欧阳过别有所求，但答案仍然是一样的：他们都获得了好处。推而广之，我们可以把苹果换成其它财物，或是某种服务，某种享受，进而是某种权利。所有这些情况下这个故事并没有实质变化：人只会去做也必然会去做对自己有利的事。通过自由交换，财物也好，权利也好，会流向更能利用它们因而更有效用的人手中。交易不断进行，全部的资源就都找到了最能发挥其作用的主人。一个有利于双方的交易不断重复，最终有利于全社会。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自由交换总是有效率的。这就是经济学上的亚当斯密定理。反过来，计划分配可能是难以保证效率的，因为它实际上是由一个第三方来替当事人决定他的喜好，即这个第三方要来判断杨康是不是喜欢吃苹果。而显然他未必能胜任此事。更何况他也是理性人，他也有自己的利益。可能他确实知道杨康需要这个苹果，但他更愿意把苹果留给自己。这就像包办婚姻总是不如自由恋爱令人满意一样。由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个有关法律的推论：如果法律要追求效率，它应该保护自由交易。而要使这个苹果的故事实现，法律首先应该确定欧阳过对这个苹果拥有所有权，然后促使他俩的交易能够实现，并保护交易实现后杨康对这个苹果的所有权。而学过法律的人会发现，那就是物权法与债权法——民法的精髓所在。　　这是一个简单但意味深长的故事。接下来的讲述中，我们会不断重温这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 五月花号公约的故事　　1620年11月11日，经过在海上六十六天的漂泊之后，来自英国的一艘名为“五月花”的大帆船向美洲陆地靠近。船上有一百零二名乘客。海上风浪险恶，他们偏离了原订目的地，在科德角外普罗温斯顿港抛锚。在上岸之前，他们拟订了一份公约，除了极少数仆人外，所有成年男子共四十一名乘客在船上签了这份公约。在这份后来被称为《“五月花号”公约》的文件里，签署人立誓创立一个自治团体，这个团体是基于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的，而且将依法而治。全文如下：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 　　我们，下面的签名人，作为伟大的詹姆斯一世的忠顺臣民，为了给上帝增光，发扬基督教的信仰和我们祖国和君主的荣誉，特着手在弗吉尼亚北部这片新开拓的海岸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彼此以庄严的面貌出现，现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政治社会，以使我们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并在我们之间创造良好的秩序。为了殖民地的公众利益，我们将根据这项契约颁布我们应当忠实遵守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法令和命令，并视需要而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 ”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份政治性契约。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这是1762年法国思想家让·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