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与《周易》之关系.doc

《三国演义》与《周易》之关系 田希涛 [摘要]： 《三国演义》中频繁、普遍地引《易》可以看出，《演义》的作者有着浓厚的《易》情绪。《演义》在相当程度上即是演《易》，三国故事是人精彩迷人的外壳或载体。罗贯中选取了小说这种“易观易入”的诠《易》形式，对于人们吸纳贯穿于《易》传之中的代表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思想精髓与价值理想提供了条件。笔者从引《易》载道并崇拜性地诠释和据《易》虚构情节三个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关键词]： 《三国演义》 《易》 载道 诠释 《周易》这部书对传统文化和世道人心的影响至深且巨，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周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是蕴含于《易》传之中的《易》道对各个文化领域在外延上的扩展以及在内涵上的渗透，广泛地涉及到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科学技术、医学、文学艺术、史学诸多门类。《易》传的解释中蕴含着一种立足于人文理性的“易道”，贯穿着一种代表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思想精髓与价值理想。历代学者遵循《易》传中的思路去做进一步的解释工作，主要是为了把那种思想精髓与价值理想完整地承继过来，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思考的精神原动力。 中国古代历来讲求“文以载道”，这一点小说也难逃窠臼。小说是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中对科举制有一种刻骨铭心地暴露。小说之现实性于《三国演义》也同样存在，它不只是一部历史小说。当社会生活中某种弊端呈现时，人们往往对“古”产生一种亲近性地回归，以历史反现实，“古文运动”即是如此。科举教育机制的僵化造就不出“济世良才”，而培养出“不知世务”的书生，这在罗贯中的时代已经成了一个大问题，罗贯中的时代里道德衰退也已相当明显。他设身处地的体验到了，其犀利的目光也洞察到了。面对这种状况，罗贯中“亲近性地回归”，便返回到《周易》。中国人理论思维水平，在同西方哲学接触之前，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通过对《周易》的研究得到锻炼和提高的。《周易》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能够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也正在于其理论思维的内容。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观察世界的辨证思维、求实务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谨慎小心思想、崇德思想和知变化思想。单纯的“道”和“理”是往往是高深莫测、玄奥难懂的，亦是枯燥寡味的。《易》更是如此。南宋大学问家朱熹说： 《易》是个极难理会的物事，非他书之比。[1] 在朱熹这样的大学者眼里，《易》都是难懂的，一般人更可想而知。然而，通过小说这种通俗的艺术形式来阐释道理，人们理解和接受起来就轻松多了。 《易·系辞传上》：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三国演义》对《易》道无疑做到了“易简”。明人高儒在《百川书志》卷六中指出了《演义》“易观易入”的特点。《演义》自刊行以来，数百年间流布甚广，影响极巨，似缘于《演义》对《易》道的“简易”化。 “道不虚行”，它必然要寻求到可靠的载体，才能流布通行。李兰芝在《朱熹的易学诠释学》一文中指出： “涉世未广”不能理解《周易》。“见理未尽”也不能理解《周易》，“须先读他书，理会得义理了，方有个入路，见其精密处。”“须是已知义理者，得此便可磨砻入细。”即是说，理解《周易》不能从某种精神空白状态中开始，它必须是在历史积累、知识积累、文化积累基础上进行的，即要有某些已知的东西作为基础。[2] 从相关资料看，罗贯中具备这些基本条件，风云际会，也便有了以演《易》为主题的《演义》的诞生。 元代无名氏杂剧《诸葛亮博望烧屯》中说孔明： 数下皇极，课传周易，知天理饱养玄机，待龙虎风云会。 这里的“皇极”当是指宋代学者邵雍（康节）著的易学著作《皇极经世》。三国时诸葛亮是不可能读宋代学者的著作的。这虽荒谬，却反映出元人思想观念中对《周易》的推重和崇拜。《演义》避免了这种尴尬，但《演义》对《周易》的推重和崇拜仍是显而易见的。《演义》六十九回： 曹操染病，服药无愈。适太史丞许芝，自许昌来见操。操令芝卜《易》。芝曰：“大王曾闻神卜管辂否？”操曰：“颇闻其名，未知其术。汝可详言之。” 许芝便把管辂卜《易》的灵验讲述了一番。曹操召管辂至，心安病可后，便请管辂卜《易》，所卜之卦，尽皆应验，曹操深信不疑了。在读者的心目中，《易》的分量更重了，也更加神秘和神圣了。当然，作者如此构架，既可为后几回书提供一个总纲，理出头绪，为下文的展开做铺垫，又能收小说以点带面、前呼后应、推动故事向前发展之效。同时，我们不可否认作者对《易》崇拜的倾向性。这一点从演义中的“后人有诗”赞管辂中可证实，其诗曰： 平原神卜管公明，能算南辰北斗星。 八卦幽微通鬼窍，六爻玄奥究天庭。 预知相法应无寿，自觉心源极有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