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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源市行知中学　龙堂文 直 书 刘知几 一、知人论世 刘知几 (661―721) 唐代著名史学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举进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等职，兼修国史。 刘知几不满于当时史官制度的混乱和监修贵臣对修史工作的横加干涉，于景龙二年(708)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史通》 《史通》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二十卷。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 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学、史才、史识“三长”的论点。 史学，是历史知识； 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 史识，是历史见解； “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 二、文本研读 直书：不隐讳事实真相，如实记载。 《史通》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有《直书》、《曲笔》篇。 刘知几热情赞颂了古代一些史学家为真实记载历史而“仗气直书，不避强御”的勇敢精神，同时无情鞭挞了那些为一己私利而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的人。 第一段 原文：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译文：人秉受了上天赋予的仁义礼智信五种美德，士人兼有各种各样的善行，邪和正是有区别的，曲和直是不同的。那些邪的、曲的行为，是人们所鄙视的，是小人的行事准则；那些正直的行为，是人们所尊重的，那是君子的德行。然而世人大多都遵循邪曲而放弃正直，不遵循君子的脚步，而行为遵循小人的做法，为什么呢？俗话说：“正直像弓弦，死在路边；邪曲像弯钩，反而能封侯。”所以人们宁可顺从（权势）来保障自身平安，也不违逆（权势）而遭受祸害。况且史书的要义，就是要申明勉励惩诫，树立好的风气。如果有做坏事的臣子，不孝顺父母的逆子，淫乱的君主，如果不加隐讳地记下他们的事迹，不掩饰他们的过失，那么他们的恶行就会昭著于一个朝代，他们的臭名就要遍及千年。史书记载的内容能够像这样，实在是很可敬畏的呀！ 第一段小结 提出中心论点: 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第二段 原文： 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以兹避祸，幸而获全。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译文： （直笔记史）如果在可以做的时候这样做，就会安顺；如果在不可以这么做的时候也做，就会招来祸害。像董狐记载史实的原则是不隐讳真相，赵盾因为这种记史原则而蒙受屈辱，他们没有什么冲突，（各自按自己的原则）做事没有什么疑虑，这样成就了董狐的良史直笔，享有千古不衰的名声。至于像齐史记载崔杼弑君，司马迁写出汉武帝的过错，韦昭在东吴秉直记事，崔浩写史犯了魏国的忌讳，他们有的身受刑戮，被当时人所嘲笑；有的写成的书被填埋，后人无法知道。世事就像这样，却要责怪史臣不能保持刚直不屈的性格，激励自己舍己尽忠的节操，（这样的要求）大概也难做到啊。因此张俨因愤激而努力，私下撰写保存《嘿记》的文字；孙盛心中不平，私自抄写了《晋阳秋》的原稿寄到辽东，（以保真实。）用这种办法来避祸，侥幸获得两全。这足够用来证明世道多么艰辛，也了解了史书实录的难以遇到。 第二段小结 列举历代史家之例，说明: 世途多隘,直书难遇。 第三段 原文：然则历考前史，征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案金行在历，史事尤多。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凿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始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次有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案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陨；邺城将相，薪构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