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变革与实践-田涛-20151210精选.docx

华为的变革与实践田涛华为从一家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成为全球通讯行业的领导者，大概用了28年的时间。华为今天拥有4万多项国际授权专利，共有8万多项专利，过去三年每年的专利申请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上半年的销售额达到了1759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0%。华为的终端也就是华为的手机业务只有5年的历史，5年以前华为在三亚一个酒店的户外海滩上开了两天的终端战略务虚会，确定了华为终端发展的品牌战略、投资战略、技术战略、市场战略，经过5年的发展，华为今天的手机位居全球第三，上半年贡献的销售额大概接近100亿美金，全年确定的KPI是156亿美金。到了5月底的时候，余承东给公司的报告说上半年就完成了全年的任务指标，全年会完成200亿美金以上的销售额，利润会翻番。这一系列的业绩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变革，28年的华为是一个持续的不停歇的进行变革的过程，用内部的说法就是总是在折腾的一个公司。今天从几个角度讲一讲华为的变革，第一个部分我们先讲讲变革的三阶段。华为变革的第一个阶段叫做基础性的变革，华为人称之为“清洗盐碱地”。早期的原始积累期，从时间概念上是从1988年到1996年，这个时期的华为的特点是什么呢？叫做充满了活力，同时也充满了混乱，粗放式的高速成长，还有就是从文化形态上讲的个人英雄的文化。个人英雄的文化带来的是什么呢？带来的就是人人有职有权，也衍生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思想混乱，比如说主义多元。华为发展史就是一部财富的创意、评价和分配的历史，但是早期华为的体系，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海盗式的财富创造、财富分配和权力分配的机制。什么意思呢？谁抢的银子多，谁就分到的银子多。所有的海盗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个谁贡献大，谁拿到的多；第二个叫就地分赃，马上就进行分配。早期的华为可以说充分体现了这样一种海盗式的特点。员工进到公司来，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由于某一个贡献，产品上或者是市场上，拿到了一个合同，就迅速的得到提拔，每两个月、三个月加一次薪水。我访谈过华为100多位今天的高管，早期20年前进入华为的人，都告诉我说大概一年加了8次薪水，有人说我一年加了11次薪水，发薪水的权力谁说了算？部门的头儿！加薪水的依据是什么？就是做出了一点贡献，马上给你提薪水，或者是给你奖金。这是一种典型的原始积累期的特点，是一种典型的海盗型的山大王行为。华为20多年来为什么能快速发展？有时候开玩笑说，就是分赃分得好。分赃最重要的就是公平，谁面向客户为公司研发出了产品，谁为公司拿到了救命的合同，甚至谁能为公司把款催回来，谁就能快速得到提拔（所谓“火线提拔”），谁就能够马上得到一笔奖金。分赃分得好无非是基于公平，基于面向客户创造财富；第二个是就地分赃，马上分，尤其是早期，华为在这个方面非常突出，但是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讲一个历史的启示，两个历史人物：一个是曾国藩，一个是荣毅仁。曾国藩各位都知道，是中国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曾国藩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是大清王朝到处充满了动荡、尤其是东南沿海被太平天国所割据的那么一个时代，曾国藩当时是一个副部级的文职干部。在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曾国藩回到了老家湖南，古时候清朝有一个规定，就是父母过世了，官员必须回家守孝三年，叫丁忧三年，曾国藩就回到了湖南的老家，虽然回到了老家守孝，但是他是有国家使命感的，忧国家之忧，忧朝廷之忧，所以就在当地办团练，其实就是训练民兵。训练民兵干什么呢？为朝廷解忧。训练民兵的一个核心的成功法宝是什么呢？叫募兵制。这个募兵制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简单的说就是给你一个编制，兵你去募，钱你去找，仗你去打。由于兵是你找的，所以这个兵就要忠诚于你，层层地从下到上的这种忠诚，到打仗的时候这些兵勇们为了要报答上司，所以就奋不顾身地去作战，包括保护长官。这样一种依靠高度的下级对上级的忠诚，带来了湘军迅速的扩大，当朝廷的正规军跟太平天国开战的时候，每一次都是大败而归，但是曾国藩的湘军在发展到尤其是4-5年以后不断地取得战争的胜利，最后用11年的时间剿灭了太平天国，平定了大清王朝的东南半壁江山。改革开放的初期有一个叫荣毅仁的人，是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后代。邓小平当时跟荣毅仁交流创立中信投资公司，说了一段话：人你去找，事你去干，国家给你一定的资本金。结果带来的是什么呢？带来的就是不到30年中信集团成为全球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多元化的以金融为主导的国有控股企业。华为早年也是这么一个特征，任正非在华为的早期和今天，都是高度放权的这么一个组织领袖，某些方面是很集权，很多方面又很放权。我跟剑桥大学商学院的戴维教授合作，最近陆续要在《欧洲商业评论》、《哈佛商业评论》、还有《世界金融评论》发表几篇关于华为的研究文章，其中一篇研究文章就是关于华为的决策体制。戴维教授跟我合作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已经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过一篇关于华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