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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法治 梁治平： 下午好，欢迎各位参加洪范的研讨会！直观来看，今天这个题目跟我们研究 所关系最密切，因为我们研究所叫“洪范法律经济研究所”。今天的题目是直接 地讨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法治的关系，这两个问题都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时代 性的问题。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所的张斌研究员来就这个主题 作报告。另外，我们请了三位评议人：第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陶然教授；第二 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陈道富主任；还有一位是北京大学的邓峰副教授。三 位不是第一次来洪范参加会议，都来过很多次，跟我们有很多合作。我们现在就 把报告的时间交给张斌博士。 张 斌： 感谢洪范研究所的邀请！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下我前两、三年研究的 一个题目，主要是关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加“法治”呢？因 为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在结构转型当中法治因素非常重要。但是，我是研 究经济问题的，对法律问题特别是法治问题不太了解，我加上“法治”两个字是 想向今天在座的各位求教，而我讲的主要内容还是与经济结构转型相关的问题， 只是在后面谈到怎么克服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困境的时候，稍微提到一些法治方面 的问题。今天我还要感谢三位评论人来参加活动，因为在中午休息时间大家都有 这么高的热情来参加活动，在此表示感谢！ 我想中国经济增长的变化在座各位肯定也都关注到了，从2008 年到现在（也 有人说从 2010 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的整个宏观经济指标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 化，而且这种变化是一个转折性的变化：2002 年到2007 年的经济增长率是节节 上升的，之后是趋势性地持续下降，虽然中间有反弹，但是如果看趋势的话，它 是一直持续下降的趋势。那么，经济增长速度跌到今天是不是已经到底了？有人 1 乐观的说：“已经到底了”。但，是不是真的到底了呢？大家心里面都没谱。是不 是能保住？其实是不好说。除了 GDP 的增长速度变化外，我们如果看一下结构 指标，你会发现也都有这种趋势性的变化：从支出法上来看，非常明显，我们的 净出口占比在下降，在整个GDP 中，资本形成的占比再上新台阶。我记得2004 年的时候政府就出台文件说我们的经济结构有扭曲，消费比重太低、投资比重太 高。我们当时的投资比重大概占 GDP 比重的42%点多，和国际比较是较高的。 但是，危机之后的最近几年，我们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提高了，现在我们 的投资在GDP 的占比达到48%点多，这也是一个变化；从生产法上来看，服务 业的占比在上升，工业占比在下降；如果我们再细一点看，看一下投入产出的情 况，大概也都是工业品的占比在下降，服务业的占比在提高；从收入分配的角度 来看，劳动收入的占比最近几年有提高，资本收入在下降；危机过来之后这几年， 我们的整个金融市场变化非常快，债务增长也很快。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现象，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想提供一个框架来理解为什 么会出现这些现象？其实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多，比如说对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解 释。我想大家可能谈论得最多的就是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关于人口年龄结构问题， 研究它的人很多，比如社科院的蔡昉教授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就认 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带动了劳动投入的减少。同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还会 带来储蓄率、投资率的变化，甚至还可能影响到 TFP 的变化。至于怎么影响到 TFP 的变化，并没有作太多详细的解释。把人口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解释中国 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大家理解起来比较直观、证据上也有支持且有高度的 认同度。经济学家还把中国、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作比较，也发现人口年 龄结构变化之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负面的 影响这是没有什么分歧的。有分歧的地方是人口年龄结构是不是唯一的重要因 素？是不是有它就够了，没有什么别的因素？关于这点，至少从证据上来看，还 不是太充分。为什么不充分？第一，对于经济增速下滑最近有好几篇文章，一个 很有代表性的就是清华白重恩教授他们作了一个分析，他们发现劳动力投入对经 济增速下滑是有一定影响，但主要影响不是劳动力投入，而是TFP ，是投资效率 的快速恶化，这是他们最近研究的一个发现。我也比较认同这个看法，人口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