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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
1、六礼:是西周婚姻制度的一部分,西周的婚姻必须履行“六礼”的聘娶程序。所谓六礼,实际是男女双方缔结婚姻的六项聘娶仪式。“纳采”,即男方家长委托媒妁向女方家求婚;“问名”,即询问女方姓氏、生辰等情况,然后在男方宗庙卜问婚配吉凶;“纳吉”,即将卜问所得吉兆通知女方家长;“纳征”,即向女方家送交聘财正式订婚;“请期”,即双方家长共同商定婚期;“亲迎”,即成婚之日,丈夫亲自前往女家迎娶妻子。六礼的有关规定表明,当时的婚姻制度完全是买卖包办性质,男女双方当事人都没有自主择婚的权利与自由,妇女完全是家长用钱财进行买卖交易的一种商品。
2、圜土:圜土之制属于劳役刑性质,是限制或剥夺罪犯自由并强制其从事劳役、接受改造的一种刑罚,相当于后世的徒刑,类似于今天的监视居住。西周的圜土之制,主要适用于罪行未达到五刑标准的相对较轻的罪犯,因其关押在圜土之中而得名。西周的圜土之制有长短不等的刑期规定,最短一年,最长三年,能够改过自新者,期满予以释放。
3、三宥:西周有三宥之法的规定“壹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对不能正确识别犯罪客体的误伤、不能恰当预见行为后果的误犯以及没有主观故意的过失等三种违法犯罪行为,可以给予减轻刑事责任的宽宥处理。(不识:愚民(普通百姓,区别于士)无所识,对所做的事情缺乏判断能力。此条偏重于行为人身份。过失:类似于过于自信的过失。遗忘:类似于疏忽大意的过失。)三宥之法把犯罪的主观动机与客观危害结合起来,作为定罪量刑的裁量依据,对不同情节的犯罪行为区别对待,是我国古代刑罚适用制度的重大发展。
4、三赦:西周有三赦之法的规定“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对年幼无知的未成年人、年迈体衰的耄耋老人和有精神障碍的痴呆者等三种人的违法犯罪,除故意杀人的重罪外,可以免予追究刑事责任。(老旄:70岁以上的老人。幼弱:7岁一下的儿童。此类人主观控制能力较弱,协调性差。蠢愚:精神智力上存在障碍的人。主观意志和客观行为分裂。)这一矜老恤幼的法律规定,体现了西周“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但同时是因为他们不具有完全的行为责任能力,特别是对统治阶级构成威胁或危害相对较小。
5、《法经》:春秋战国时期,魏国的宰相李悝主持制定的,内容包括六篇:盗、贼、网(捕)、囚、杂、具,涵盖了罪行、程序、犯罪性质轻重与刑法总则。法经标志着对夏商周三代“礼主刑辅”格局的突破,表明刑地位的显著提高,是法家理论在实践意义上成功的结果,开创了自秦汉而始的历代刑书的基本体制,是古代刑书的蓝本。法经是中国历史上迄今所知最早的成文刑书。
6、八议:曹魏政权制定《新律》时,首次将“八议”制度正式定入国家法典,是官僚贵族的司法特权逐步法律化制度化。所谓“八议”,即议亲(皇亲国戚)、议故(皇帝故旧)、议贤(德行修养高的圣贤)、议能(才能卓越者)、议功(功勋卓著者)、议贵(高级权贵)、议勤(勤谨辛劳者)、议宾(前代国宾)。这八种人物犯罪,不适用普通的诉讼审判程序,司法官员一般也不能直接审理管辖,而必须上报皇帝进行议决,其结果一般都能获得宽宥处理。这种制度使一部分官僚贵族获得了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的司法特权,充分体现了同罪异罚的贵贱尊卑等级秩序。
7、十恶:隋唐律正式出现,雏形形成于魏晋南北朝。内容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十种最严重的犯罪行为。它们直接危害封建皇权,违犯封建礼教,被视为是封建法律首要打击的对象,因此被单独列出,置于《名例律》“五刑”条之后。并规定十恶犯罪不得被赦免,以示与一般犯罪的量刑处罚有明显的区别。
8、律学: 律学是中国古代研究法律的学问,指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从儒家经典对基本法律问题,如法律原则、法律概念、法律制度等加以注释的法律学术研究活动,是以礼治精神统摄法律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因商鞅改法为律以后,各朝代的法典多称律,故有此称。古代律学的鼎盛时代是在晋代,但是其初步形成则是在汉代。
9、张杜律:晋代《泰始律》颁行后,由于律文过于简约,在法律适用和司法实践中,常常发生理解上的歧义。为解决这一问题,两位著名的律学家及经学家张斐,杜预,分别对晋律进行注解诠释,统一了人们对于法律概念、术语、名词的理解,阐述了立法的宗旨和意图。在张斐、杜预完成晋律的注释后,经晋武帝审查批准,下诏颁行全国,使其与法典条文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后世把它与晋律文本视为一体,直接称之为“张杜律”。
10、周公制礼:西周初期最重要的一次立法活动,是西周初期周公整理夏礼和商礼的基础之上所制定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规程,是西周社会的重要行为规范。其最大的立法成就就是通过制定周礼,建立起一套系统详备的典章文物制度和礼仪道德规范。
11、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这是夏代的一种刑罚适用制度。反对错杀无辜或无罪。所谓“不辜”,即无辜、无罪;所谓“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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