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芬兰廉政建设.docVIP

瑞典廉政建设 瑞典一直是国际上廉洁度很高的国家：一是自1995年“国际透明组织”每年发布廉政指数排名，瑞典一直名列前茅。二是瑞典公务员队伍相当廉洁。政府领导人大多住普通民宅，国家不提供公勤人员，家务自持，出入轻车简从，下班只开私家车，其他事务官也是如此； 1995年瑞典前副首相莫娜·萨林因使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个人衣物而被迫辞职后，很少再发生政府官员腐败案件。瑞典腐败问题主要发生在商业领域，比如卖酒的商人以回扣方式让商店销售其酒。瑞典廉政建设成功之处，有如下几点：(1)悠久的反腐败传统。瑞典在君主立宪、议会民主制度下，很早就对监督政府官员权力运行的机制进行了探索。如在1766年瑞典议会确立了政务公开原则， 1809年瑞典通过新宪法，建立了完全独立于行政部门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完善了议会对行政和司法监督和制约的制度。(2)深厚的廉政文化。在瑞典崇尚诚信、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文化价值观念，遵纪守法的职业道德教育，发挥了极大作用。一个瑞典官员很少幻想通过权钱交易发财，因为那是不可能，也是非常羞耻的事，一旦败露代价也非常沉重。(3)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如同所有北欧国家一样，瑞典的市场经济历史长久、发育健全，资源配置充分市场化，政府对经济干预、管制较少，行政审批权力不断退出市场，从源头上遏制了腐败发生。(4)现代的公务员管理制度。一是与透明政治相联系，瑞典实行严格按得票数量对政党进行补贴的政策，防止了普选制国家一度严重存在的执政党“分肥”腐败现象的发生。二是瑞典公务员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开，政务官通过选举产生，事务官则通过严格入口选任、岗位轮换、控制兼职、升迁考绩以及实施财产申报等制度，加强从政行为管理。(5)完备的法制建设。一是瑞典法制建设比较全，不仅有民主、平等、新闻言论自由和政务信息公开三大基本法，保证了各个职能机构、新闻媒体和民众依法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实施监督，而且监督的法律、惩治的法律，实体法、程序法既古老又齐全。二是制度建设不断纠错更新，例如瑞典官员过去因公消费，可以用公务信用卡支付，自从前副首相滥用信用卡的丑闻发生后，瑞典立即改变做法，规定官员因公消费须先由自己垫付，然后凭发票并经过审核后报销。又如，针对商业贿赂犯罪增多的问题，瑞典及时修改有关法律，1977年修改了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将贿赂犯罪主体由原来的公务员扩展到企业的职员；1999年再次修改该条款，将贿赂犯罪主体扩展到欧盟委员会成员、欧洲议会成员和欧盟法庭的法官。 (6)浓厚的监督氛围。一是瑞典不仅首创了议会监察官制度，而且其他监督制度，如党派监督、政府内部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社会舆论监督也比较完善规范。二是广大民众民主、维权、监督的意识强。据瑞典监察专员办公室官员介绍，瑞典人口不多，但每年收到民众投诉达5 000项。瑞典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到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查阅他感兴趣的文件，如果他怀疑某官员公款私用或挥霍公共资金，在生活中他发现某官员生活水平高出实际收入或在执行公务中有违法违纪行为，都可以向有关部门或媒体举报。民众的参与促进了监督的深入和有效，构筑了一道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的反腐败社会防线。 二、芬兰廉政建设 从2000年至今，透明国际关于全球廉政指数排名，芬兰连续排在第一。世界银行、欧洲委员会下属的“反腐败国家集团”的统计，也得出了相同评价。芬兰腐败现象少，主要原因有：(1)芬兰的社会道德风尚和政治文化氛围，是其廉政建设的深厚基础。芬兰重视从小培养公民的守法观念，中学开设法律基础教育课程。大多数芬兰人法治观念强，信奉通过正当努力获得财富的社会规则。为达到某种目的向他人行贿或替他人办事索要钱财，不符合芬兰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 (2)芬兰公职人员崇尚法治、注意自律。早在181 7年芬兰就提出，只有律师或至少拥有大学学位的人才能担任高级公务员职务，从此崇尚法律、遵纪守法成为进入芬兰政府部门工作的基本要求，所有政府官员都要宣誓守法。芬兰人生活水准居世界前列，芬兰公职人员比一般社会职业工资待遇还要优厚一些，因此广大公职人员都很珍惜自己的职业，不愿因腐败或违纪丢掉岗位。近年来芬兰明确把高效、透明、信任、平等、负责、服务、公正、独立、高质量、专业化作为公务员最基本的价值原则，公务员都十分注意把握社交界线，熟知这个行为准则：“公务员接受一杯啤酒和一份三明治是可以的，除此以外就有危险”。(3)芬兰的集体决策传统。从1 7世纪开始，集体决策在芬兰就已非常普遍。芬兰至今在各政府机构设立审查官制度，行政首长在决策中，如果出现疑问或失误，审查官可以对该决策提出质疑，并进行独立调查，行政首长可以不顾审查官的异议而通过某项决策，但没有审查官的签署，该决策不受法律保护。集体决策制度既避免了一人说了算的决策失误，又增大了行贿者的成本、难度和风险，减少了腐败机会。(4)芬兰的透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