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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夯歌》史诗性追求 　　读了王久辛描写红军长征的长诗《大地夯歌》，我首先要对有些评论者的一个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那就是不要因为王久辛写了若干首带有史诗品格的长诗，就轻言我们正处在或将迎来一个史诗的时代。史诗代表着一个国家民族、艺术的最高艺术成就和智慧，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就曾讥刺中国历史上没有史诗性的作品。西方有《荷马史诗》，我们没有。意思是中国历史上缺少具有大气魄、大襟怀的诗歌大家。可见创作史诗之难。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王久辛的几首长诗，就预言会出现一个创作史诗的群体，或将带动、涌现一大批史诗性的诗歌作品。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提供了创作史诗的土壤和素材，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精彩纷呈，确实为诗人提供了创作想像的天空。但有土壤还得有种子，还得有诸多复杂的因素促成才能长出一棵撑天大树来。代表人类文学艺术巅峰的史诗是“神品”，有时候是可遇不可求的 大校诗人王久辛问鼎“史诗”的勇气和气魄令人肃然起敬。当然，这与武警部队给他提供了比较良好的创作环境和条件有莫大的关系，使得他有时间、有心境坐下来创作大的作品。但另一方面，也是宏大的思想艺术追求、颇高的诗学造诣、心骛八极的艺术想像能力和才华，使得王久辛能够取得现在的成就 王久辛的长诗创作表明，他是一个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充满忧患意识的诗人。正如诗人自己在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的长诗《狂雪》中写的：“只要邪恶和贪婪存在一天，我就决不放弃对责任的追求”。他在谈创作感受时也说：“我坚信，真正有为的作家，决不是放弃了对真理追求的作家，他必须是要发现真理，并为传播真理而奋斗的作家。”他追求人类大爱、关注人类的命运和未来，笔触伸向人的心灵的深处，直面人性中残酷黑暗的现实，因此，他的诗是那样震撼人心，又是那样振奋人心。他的追求决定了他对题材的选择。他选择的几乎都是历史上的重大史实。《狂雪》为南京大屠杀中的30万遇难同胞招魂，《大地夯歌》展现了红军长征的悲壮历程。也许，只有这些影响了中国历史的重大史实，才能承载他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与诘问，承载他崇高的理想追求和历史使命感。这些题材，都已经有人用报告文学或诗歌的形式表现过，但王久辛的“史诗”性的追求，使得他的作品高屋建瓴、独具一格，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我们需要各种风格流派的诗人和文学家，有的诗人可以去吟风弄月；有的可以抚摸自己身上的伤口，一抒心中的块垒；有的可以像古代的那些诗人那样，倾诉漂泊的羁旅行愁；或把爱情、亲情、友情作为自己作品的永恒的母题。艺术应该是多元的，我们的心态应该是宽容的。正如我们崇敬以笔作匕首、枪刺，嫉恶如仇、与黑暗作殊死斗争的战士鲁迅；我们也可以欣赏提倡幽默小品的林语堂。但作家的境界是有高下之分的，他们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军人，要向王久辛这样的军旅诗人行注目礼 王久辛选择的红军长征这一题材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史实，要表现好难度是很大的，都是一些难啃的骨头。他的成功，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在表现史实与营造诗的意象方面，让两者有机融合，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所谓史诗，必须是对历史的诗意的表达。形而下和形而上，两者在《大地夯歌》中是那样天衣无缝。作者对红军长征的历史作了很认真的研究，读了很多写长征的书，如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王树增的《长征》以及其他史料，诗人对长征中的主要历史事件都有所表现，如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悲壮历程等等，有些场面和细节的表现达到了纤豪毕现的地步。作者不回避历史的复杂和多面性，不回避战争的残酷性。比如诗中写道：“包括博古李德/所有中国工农红军的决策者/他们之所以成为前驱/成为让我们后辈仰望敬畏的/先烈/是因为他们的所有付出/包括错误的决断/盲目与固执的坚持/有意与无意间的互相伤害/等等都是为了苏维埃/他们是理想与信仰的追求者/更是与家庭与阶层/决裂与背叛的时代先锋/他们争吵拍桌子/甩帽子扬长而去/不是民主的民主/不是批判的批判/尖锐的交锋/全来自急切的梦想/和牢不可破的坚定信念”。不少对战争场面的描写让我们感到血腥味扑鼻而来：红五军军长董振堂自杀后的身体被敌人用大炮“送上了蓝天”；“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他腹部中弹/”，在“企图将他抬去领赏的敌人”面前，竟然“像从衣兜里掏东西似的/正从淌血的伤口/把自己的肠子一截一截/掏出又一截一截/扯断”，先辈们血洒长征路的场景，催人泪下；他们为实现理想的追求不惜付出生命的英雄壮举，与当下理想的缺失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更凸现出了作品的现实意义。初读这首诗的时候，我曾在心里自问：作者怎么会把长征与打夯联想起来？细读就能领悟到作者对这一意象营造的高明和良苦用心。我小时候是看到过打夯的场面的，那时候农村造房子打地基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