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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关于若干具体法律问题的讨论 要点提示： 理解这些争论的主要观点； 理解争论产生的社会背景； 理解争论产生的思想根源； 能客观地对这些争论进行评论。 常识了解：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特点（一）法律包容性大，体制稳定性强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法律文化为５６个民族共同创造。在发展进程中，各民族既有主动借鉴，也有相互征服。无论何种方式都为法律文化交流提供了条件。《尚书?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刖、椓、黥。”这说明古代法律中的五刑是受苗族先祖影响制定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商鞅变法改变秦国父子“同室而居”，也是一种法律文化方面变革。南北朝时的北魏、北齐法律各有建树。北齐“十条重罪”入律，是对秦汉以来法律相关规定的系统化。其后西夏编著法典，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制定的法律，虽不如前代系统，但基本内容仍是沿用唐、宋法律。《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元典章）六十卷十类设吏、户、礼、兵、刑、工等部，为明代更改法典体例提供了思路。《大明律》在《名例》之下按上述六部分篇，是古代法律体例的重大发展。清代满族贵族为统治中原，入关前就学习汉族法律文化。入关后提出“参汉酌金”的立法指导思想，在明律的基础上较快地制定了《大清律》，开始了２６７年的统治。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历程，决定了其法律文化的包容性，也使之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它广泛吸收不同民族法律文化，却能保持其基本特质。这种特质产生的凝聚力，促进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当然，对它的稳定性特点不宜过分强调，当形势变化时还是应遵循“法与时转，制与世宜”的历史观，否则会像晚清以后那样，形成对吸纳外来优秀法律文化的阻力。 （二）礼刑相辅相成，儒法会通合流 礼起源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教仪式，进入阶级社会后改造成体现等级秩序的行为规范，影响广泛。它的主要功能是“别贵贱，序尊卑”。西周初，实行礼制，礼成为国家运转的大法。“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55}，“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官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56}，“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仪也，民之行也”{57}，“国之干也”{58}。礼所以被捧到如此之高的地位，是由于它的原则与内容适于维护以王权、父权为核心的等级秩序。礼，“政之兴也”。它可以“防民”，也可以“整民”。《盐铁论》称：“礼周教明，不从者，然后等之以刑。刑罚中，民不怒。”“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这就是说封建统治者认为，礼是刑罚的指导原则，礼的规范作用又靠刑维系。 春秋战国时，周代的礼制和世卿世禄制度虽被冲击，但由于礼的内容适于当时社会需要，汉之后随儒学地位上升，礼又被重视。董仲舒引经义断狱，儒家学者以经义注释法律，加速了儒法会通合流，礼与法的关系形成“本”与“用”的关系。所谓“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59}。礼有治国、理家、律己的功能，礼刑结合，儒法会通，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治久安所需。这种法律文化不仅与西方迥异，与东方其他国家也有区别。 （三）强化伦理道德，维护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是中国古代以嫡长子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法则形成的一种制度。伦理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准则关系。以血缘关系形成的宗法制度以男性为主体，嫡长子为大宗，别子为小宗；别子的长子在其世系内又为大宗，其余别子为小宗，以此相传形成宗族。在西周，宗法制度与国家制度紧密结合。周天子是大宗，掌全国政权。其诸弟为小宗分封诸侯国。维系这种制度的是伦理道德。春秋之后，礼坏乐崩，周室衰落，宗法制度被冲击，但这种宗法制度在其后的王公贵族和士大夫阶层仍有很大影响。王室贵族的封号、爵位继承、宗族祭祀，仍以宗法关系为准。在民间宗法制度的影响也很深远，婚丧嫁娶、财产分割中保留很深的印痕。由于宗法制度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就使尊尊亲亲的伦理道德与之形成天然结合体，而这种结合既有利于家庭秩序、社会安宁，又有利于政权巩固，所以为中国古代法律所维护。父亲对子女有惩治权，侵犯尊长加重治罪，近亲属犯罪得相容隐，以及某些犯罪依“服制”在一定的亲属间株连，均是体现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原则。中国古代皇帝称“天子”，为黎庶父母，地方官为父母官。某些说法至今仍然流传，实为宗法制度残余的影响。 （四）皇帝总揽大权，行政干预司法 中国皇帝从秦始皇到清宣统，作为古代封建统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权力之大，延续时间之长，为世界仅见。王朝虽屡经变换，但皇帝集立法、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的状况终无变化。即使在外戚、后宫干政的情势下也如此。他们在取代皇位之前，发号施令仍不得不假借皇帝之名。这是因为皇帝作为封建阶级的总代表，其集权是国家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所在。恩格斯曾说：“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