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及严羽文学创作观之比较.docVIP

叔本华及严羽文学创作观之比较 　　摘要：德国叔本华的文学创作观与中国诗论家严羽“以禅喻诗”的论诗方法存在某些共通点。本文从语言这一符号系统的功能性和局限性入手对二人的文学创作观进行比较分析：由语言的功能性引出两人的相同点之一，即都认为创作之前需对前人经典加以借鉴。再由语言的局限性引出二者的不同点和相同点之二。不同点在于严羽认为一旦获得“妙悟”体验，在言与意的关系上就会得意忘言，故真意无法用文字来具体说明，叔本华则高度重视语言的作用，意图通过极度简练的语言来传达真意；而相同点在于，二人都追求自然而发的风格，认为在“心物浑融”是进行创作的最佳状态。在这一中一西的对比中，我们能更好地体会二人文学创作观的异同 关键词：叔本华；严羽；创作观 叔本华在论说文集的《论文学艺术》一卷谈到了他对文学创作的态度，他所推崇的文学作品类型可以概括为：“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1]。我国南宋诗论家严羽也在《沧浪诗话》中系统表述了其诗学观念，将“以禅喻诗”及其相关范畴系统化，使这一诗论方法走向成熟。在文学创作观上，可以说二人有同有异 本文从语言这一符号系统的功能性和局限性切入，对二人文学创作观进行比较。由语言的功能性引出二者的相同点，即都重视对前人经典的阅读和习悟；由语言的局限性引出两人都追求简洁自然的文学风格，但不同的是叔本华认为字字珠玑的表述可以传达真意，而严羽则认为作者有关“妙悟”的体验无法用语言表述，一旦“得意”就会“忘言” 不可否认的是，语言具有多种功能。从宽泛意义上讲，“语言的功能大致都可归入社会功能和思维功能两个方面”[2]。加之“思维是认识现实世界时的动脑筋的过程，也指动脑筋时进行比较、分析、综合以认识现实的能力”[3]。而文学创作与思维密不可分，也就与语言的功能性密不可分。因此，不论是叔本华还是严羽，都极强调“熟参”前人经典著作对创作的意义 范温曾说：“识文章者，当如禅家有悟门。夫法门百千差别，要须自一转语悟入。如古人文章，直须先悟得一处，乃可通其他妙处”[4]，道破了“熟参”古人典籍对文学创作的意义。在《沧浪诗话》中，严羽给出了需“熟参”的典籍，并对阅读的顺序提出了建议：“先需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需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h胸中，久之自然悟入”[5]。严羽建议学诗者泛览《楚辞》及汉魏盛唐名家诗歌并熟记于心，在“熟参”之后便能对诗歌有更为直观的审美体验，长此以往便会随情而发，信手拈来，这才是诗家创作的正路 严羽推崇对经典的研读，叔本华亦然。他认为：“我们应该把始终是相当有限的阅读时间专门用于阅读历史上各个国家和民族所曾有过的伟大著作――写出这些著作的可是出类拔萃的人，他们所享有的后世名声就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只有这些人的著作才能给我们以熏陶和教益。”[6]在他看来，阅读这些精华对创作者的益处是“从别人的例子来鉴别运用这些才能所产生出来的效果，并由此学习到真正发挥这些才能的技巧，只有这样才实际拥有了这些才能”[7]，可以说，优秀的创作者是在习悟经典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发挥和运用自身天赋能力的方法 由上文可知，语言的功能性使二人均看重对经典著作的体悟。但语言作为符号系统也有其局限性。语言学大家索绪尔提出“能指”与“所指”两个术语，认为任何语言符号都是由这两方面构成的。简单来说，“能指”指的是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指的是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概念。他指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故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8]正因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任何自然内在的联系，所以在实际运用时会出现能指错位或缺位的情况，语言符号系统也便有了局限性，在写诗作文时会产生言不及义的无力或华丽堆砌的伪饰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言意关系上，早在先秦时期的庄子就提出过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9]这段话表明了语言渺远的思想、意境前的无力。正如刘?在《文心雕龙》中说：“方其溺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10]正因言不及义，严羽才会“以禅喻诗”，说明禅家和诗家面对语言无力感时的相似性，叔本华才会指出华丽的辞藻堆砌不能表明思想真意，批判华丽语言在文学创作中的伪饰性。两人都看到了“表辞”与“答意”之间的矛盾，但针对这一矛盾给出的解决途径却不尽相同 严羽“以禅喻诗”，而禅宗中有“佛祖拈花，迦叶微笑”之说。佛祖通过拈花这一动作而不是语言表述来传达佛教真义，说明禅宗“第一义”的奥妙只能通过这种以心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