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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法官及律师新型法律职业关系 　　摘 要 法官与律师新型法律职业关系的准确定位，决定着我国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成败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最终走向。本文通过分析与总结最高法院巡回法庭在构建法官与律师新型法律职业关系方面的有益探索，旨在从中汲取宝贵实践经验，为推进我国新一轮的司法改革、建立公正高效的司法制度以及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提供一个参照 关键词 最高法院巡回法庭 法律职业关系 司法公正 作者简介：游倬锐，广东金融学院法律系本科生；游潮茂，广东省南澳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兼刑事审判庭庭长、四级高级法官 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2.190 一、法官与律师关系现状――基于“二元对立”与“法官中立”视角 当前我国司法制度的基本结构，简而言之，可以概括为“三边关系”中的“二元对立”与“法官中立”结构。三边关系，即是指居间者、两造当事人间因司法程序的启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二元对立，即是指两造当事人间权利与利益的相对与冲突关系；法官中立，即是指法官在行使司法裁判权时应当遵循法律法规，保持客观中立性 在“三边关系”司法结构的基本框架下，选取“二元对立”与“法官中立”视角分析当下我国法官与律师关系的现状，能较为直观地发现两者间的矛盾与问题所在，厘清当前所追求的理性司法文化下法官与律师关系的准确定位，为法官与律师法律职业新型关系的构建铺平道路 （一）二元对立视角 “二元对立”本是一个哲学概念，表达了对立统一的内涵。在本文中指的是在司法程序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具体体现为请求与反请求、主张与反驳或抗辩、本证与反证等多种对立形式。在我国，体现对立的法律原则比比皆是，其中当属辩论原则 最为典型。而如何有效保证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辩护权的行使，成为了实现我国司法公正的重点和难点 尤其是作为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的律师辩护权之行使，更应成为构建新型法律职业关系的突破口。从2015年的北京市通州区法院法官、法警殴打女律师事件，到2016年的广西律师在南宁青秀区法院被撕烂衣服事件，暂且不论其间谁是谁非，层出不穷的法官与律师冲突事件业已表明两者间日益加剧的矛盾成为了不争的事实。按照原本的制度设计，法官居中裁判，作为控辩双方的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分坐两旁，各自履行法律赋予的权利与职责，本应是常态。法庭上相互对立的应是出于不同利益诉求的双方当事人，而非具有相同法律背景、背负共同法律使命的法官和律师。但碍于存在法官不尊重律师职业、法院未为律师提供相关设施或条件以充分保障其诉讼权利、法官未与律师形成良好互动机制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二元对立”的不平等以及“三边关系”的失衡，进而导致了法官与律师矛盾冲突的加剧与升级 （二）法官中立视角 法官作为司法纠纷的居间裁判者，在行使司法裁判权时应切实做到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保持中立。法官中立的根源在于司法裁判的公正性要求，具体表现为司法权运行的被动性和消极性 。法官中立性的实现，是双方当事人对法院司法公信力信赖的基础，亦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而其实现又离不开当事人、律师的良性配合与有效监督 近来年，法官与律师相互勾结为司法掮客，进而影响审判公正的事件不绝于耳。这其中自然有司法队伍素质参差不齐的原因，但仅仅关注法官与律师自身的素质建设是远远不够的 ，更为关键的应当是应妥善处理好法官与律师间的关系，以期促进新型法律职业关系的构建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从实然的层面来看，法官与律师相互勾结的物质前提在于其有共同的利益需求，一来律师通过向法官“打招呼”进而左右法官对于案件的公正裁判，二来法官可以通过向律师介绍案源进而从中获利，两者间的利益链便建立起来。加之当前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勾结与送礼的形式呈现出多样化与隐蔽性等特点，司法惩处难度日益加大。故而，有战略、有针对性地摧毁法官与律师间的利益链便成为了构建法官与律师新型法律关系、进而维护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一环 从应然的层面来看，尽管法官与律师间的关系纷繁复杂，但相关的文件、政策亦对此予以了有效回应：2015年6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给法官与律师的接触交往行为划出了界限；同年8月20日实施的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实施?k法和《人民法院落实〈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的实施办法》也通过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来规范法官和律师等司法人员的行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斩断法官与律师间的利益链 二、法官与律师法律职业关系新解读――以最高法院巡回法庭为例 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