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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对中国古代史的认识 ——读《寻觅中华》有感 我首先说明一下我选修“中国史大讲堂”这门课的原因。 在上学期期末我逐渐喜欢上了余秋雨，便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散文。无论是《文化苦旅全书》、《行者无疆》、《千年一叹》等旅行散文，还是《山居笔记》等书斋散文，无不透露出他对历史的思索、文化的探求。他说：对历史的多情总是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引发人生沧桑感。于是，由于他对历史沉重而多情的思考，山河大川在他的笔下由于历史的积淀而岁月陡增。所以，每每读余秋雨的作品，我的心情是沉重而深刻的。 这种深刻，不能不说更多时候是装出来的。对历史的厚重情怀虽然在其文字的浸淫中具备了，但对具体的历史知识却是一知半解。这就使我产生了狠补历史知识的决心。作为一名理科生，有点费劲。但又一想，如果不了解历史，就不配当余秋雨的书迷。所以我选择了“中国史大讲堂”。 卫老师第一节课讲的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在讲西周封国时代讲到宋国国君微子启时，我立即联想到刚看完的《寻觅中华》中余秋雨提到微子启是一位眼光高远的商朝遗臣顺应历史变革臣服周王朝。他便是孔子的远祖。这便将这位一代圣人的历史身份更加确认了一番。 如上，了解历史是感悟文化的媒介。我想以文化的角度谈谈对中国史的认识。 追溯中华文明，首先要回到两个起点性问题上：什么是华夏文明？什么是炎黄子孙？ 在“华夏”二字来源的众多说法中，我暂且认同章太炎和李老师的看法，即“华山、夏水”。在那遥远蒙昧的远年，赫然出现两个强势部落：分别由皇帝和炎帝领导。他们，成为华夏文明的主创者。 相应这个时代而生的还有许多神话传说。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等。它们与历史现实共同构建了华夏文明的集体人格，即勇敢、信念、智慧。大可断言正是在这种集体人格的支撑下，华夏文明才能够在所有世界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和灭亡。 之后夏商周登上历史舞台，上演了盘庚迁殷、孔老布道等重头戏。 孔子出生在周朝。他本着君子的仁爱之心，意在重建一个有秩序、有诚信、有宽恕的礼乐之邦。所以在问礼老子后，他断然否定老子“顺其自然”的天下大道。他安慰学生：周文王不在了，文明的事业就落在了他们身上。他一生奔走游说，积累的宏学浩典一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代君主的治国之本。 任何历史兴趣、历史使命和历史规范，都应有一个有史可循、以史立身的母本。《史记》就有幸被余秋雨推崇为这一母本。《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更是站在了中华历史人格的顶峰。因为，司马迁让所有中国人成为了“历史中人”。他以人物传记为主干来写中国历史，开启了一部“以人为本”的中国史。更令人为之泣涕的是，当他在为中华文化创建“以史立身”、“以人为本”传统的时候，自己正承受这难以启齿的奇耻大辱。人的低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真正的屈服，一种是正在试炼着扛起泰山的姿态。从此，《史记》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泰山，司马迁成为了人之为人的泰山！ 跨过三国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的丛林地带，中华文明走进了大唐。大唐之所以成为大唐，正在于它的不纯净。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即最好佐证。它大刺刺地引进了更多更远的别处文明。如云冈石窟的希腊雕塑，如大唐圣土传来的西天梵音。这一切都预示着一个在“贞观之治”下徐徐走来的盛世王朝。在繁华正盛和繁华落尽时，竟也不间断地蜂拥而来唐诗数男子，更为中华文明平添秋色。 首先走来的是诵咏过千古蜀道、九曲黄河、瀑布飞流的李白。他满怀报效朝廷的壮志雄心。几番波折后却也终未能填平文化与政治间的那条沟壑，只好独独在文化这边支起帐篷，吹起号角，竟然打了一场文学大胜仗，让后世永远瞩目这位执笔大将。 杜甫生于晚唐，已然在清秋时分披上一件悲凉的披风。“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他以他的热情和慷慨回馈人世对他的冷酷和荒凉。 还有王维、白居易、刘禹锡和李商隐，他们前赴后继，一路繁花，一路云霓地迈向一个民族美好的天域。 宋朝的政治是混乱的，文化确是繁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开拓了一个重大上的文化走向，即建立了“文官政治”。文官政治的逻辑一旦建立，推出的不仅是武将、贵族，更是以前种种不尊重文化人的思维方式。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进而成为精神契约。只见处处是市民娱乐、大师钻研、友好辩论。朱熹便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为了朱熹，成为一位集大成的理学大师。 之后中华文明迎来了蒙古人的统治时期。成吉思汗护生爱民，窝阔台理性管理，忽必烈继承遗志，又一次使中华走向盛世。 朱元璋其人，世人评价纷繁，好坏各执一词。具体来看，他在发展经济、利益民生、保境安民方面做了很多好事；在文化建设方面我极端地将其视为暴君！他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使得文化空气总是那么沉闷、压抑。清代更是将这一手段推波助澜，大兴“文字狱”。中华文化沉浸在一种空前的死寂中。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忠义之士。如曹雪芹。拨开世俗污浊的空气，他坦然与灵魂对话，向人性问礼。《红楼梦》的问世，实实在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