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在香港用普通话教授中文的得及失.docVIP

淺談在香港用普通話教授中文的得與失 黃惠珠 引言 自九七回歸，香港的教學語言規劃也隨之而起了變化。這之前，除了少數幾所中小學(例如蘇浙公學)採用普通話教授中文以外，大多數學校採用粵語教授中文。然而，1996年教統局第六號報告書建議「長遠的目標應是訓練所有中文教師教授普通話」，1998年普通話正式成為中小學核心課程，社會上也開始有了不少關於採用「普通話教授中文」(以下簡稱為PMI)的討論，1999年，根據「語常會」公佈資料顯示，有14所中學及13所小學採用PMI。2007年，「語常會」撥款2億元，從2008年9月起推行PMI計劃，共160所中小學參加。從這些數字可見，在香港採用普通話教授中文，已是一個大趨勢，誰也無法否認或阻攔，因此，「應否推行」，似乎已毋容我去置喙；反倒是「如何推行」，才是值得商討的問題。然而，在考慮該「如何推行」之前，應該先探討「在香港用普通話教授中文的得與失」，才能制定出一套比較周全的策略。 眾所周知，任何一種制度都不能達到盡善盡美的效果，選擇普通話或粵語為中文科的教學語言，必然各有優劣，因此，推行PMI，有得也有失。 先來談談「得」： 普通話是現代漢民族共同語、規範語，學好普通話，就等於學好現代漢語。1956年國務院發佈的《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為普通話定下了科學的定義：「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其中最為要緊的是「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因為這意味著「語法規範以書面語為標準而不是以口語為標準，這是因為經過加工、提煉的規範化的民族共同語，而文學語言的主要形式是書面語，而且，典範著作有它的穩固性，可以把規範的標準鞏固下來。」 而且，這漢民族共同語其實並非1955年才出現，而是漢語發展的必然成果。自公元1271年蒙古統治中原以來，北京一直是全國的政治中心，自此，以北京話為代表的北方方言在漢語的諸方言中通行的面最廣、使用的人最多，由官方力推，成為官話、國家共同語。觀乎元雜劇、明崑曲，甚至是明清以降的白話小說，均以之為表達思想的工具；後來胡適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我手寫我口」的「白話文」和「口」，其實所指的都是「以北京話為代表的北方方言」。所以，學生只要學好普通話，就等於學好現代漢語，他們只要能好好掌握這種經過加工、提煉的規範化的普通話，並使之為母語、為思維語言，讓「讀、寫、聽、說」四方面能力緊緊扣連，自然就易於用規範化的書面語寫作出比較通順的語句，不致受粵方言干擾。由於普通話與粵方言之間存在相當的差異，用粵語教授中文，就會出現口語和書面語割裂的局面，而用PMI就可拉近口語和書面語的距離，使學生達到「我手寫我口」、「言文合一」的效果，減少「語言障礙」。 (編者按：“只要學好普通話，就等於學好現代漢語”, 從某層面來看, 這句話是對的, 特別在基礎教育程度, 學生借助普通話確實能“易於用規範化的書面語寫作出比較通順的語句”。) PMI有助香港學生學好普通話，用漢民族共同語跟全國人民作交流。回歸祖國後，香港便是中國的一部分，運用國家民族共同語作為溝通工具，與全國其他地區的人民交流，這是必然的事，合情合理，不能繼續只懂方言，否則香港就會被「邊緣化」，難以與中國十三億人口接軌，也不利於在國內工作、通商。怎樣才能讓我們的下一代好好掌握普通話？答案就是「採用普通話教授中文」，讓他們在每天的中文課堂學好普通話拼音、積累詞彙、善用規範句法，使普通話成為日常運用語言，以跟上全國的步伐節奏。 再來談談「失」。 PMI使標準語、共同語成為「強勢語言」，方言或將式微。 學生在學校上課用普通話，在家中才說方言，長此以往，方言將漸漸式微，以致有消失之虞。我是一個「方言熱愛者」，每當遇見全國各地操不同方言的人，定必先力邀他說幾句家鄉話來聽聽，接著便要求他用方言讀出書面語：曾邀上海人用上海話讀周敦頤的《愛蓮說》、客家人用客家話讀白居易的《長恨歌》、湖南人用長沙話讀屈原的《涉江》……結果無一倖免，所有答案均是：「我不會﹗」這教我十分驚訝：為什麼不會？我就能用粵語讀出所有漢字呀﹗後來我才知道，這就是PMI的結果，全國七大方言區，除了粵方言之外，所有人民，要他們用母語完整地讀出一篇文章似乎都很困難，因為他們不知道這些漢字的方言讀音是什麼，如此，普通話就成為唯一的書面語發聲工具。結果，人們與家人好友閒話家常便用母語方言，要表達高水平的學術思想或細膩的文學意興，便只能用普通話。這種割裂使許多人產生誤會，以為普通話才是典雅的、優美的語言；而方言則是低俗的、不好聽的、難登大雅之堂的東西，甚至是羞答答難於齒 推廣共同語是一件好事，我卻怕大部分人「矯枉過正」、重普輕方，不懂珍惜傳承方言，以致讓中華文化瑰寶白白流失，「化繁為簡」，使原來豐富多元化的語言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