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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的疆界* 热拉尔·热奈特 赵文 译 在文学范围内，叙事可以简单地定义为，通过语言更具体地说是通过书面语言表现一件或一系列真实或虚构的事件。这一普通的形式定义的好处在于明了简单。但该定义最大的缺点或许就在于它完全把它自己和我们一同圈定在自明性之中。然而，为叙事的真正实质方面造成问题和困难的因素却被这种定义以或多或少抹除叙事实践的边界、模糊叙事实践的存在条件的方式遮蔽了。从形式上定义叙事就等于是承认——这也许相当危险——叙事的起源是不言自明的观点和看法，也就是说，没有什么能够比讲述一个故事或是为一个神话、一部短篇小说、一部史诗和一篇小说安排一组行动更自然的事了。然而在最近半个世纪中，随着许多可喜的进步，文学和文学意识的发展日益引起了我们对叙事行为的特殊性、人为性和难题性。我们必须再次回想瓦莱里对“侯爵夫人五点钟离开”这类陈述进行思考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惊讶。我们意识到了形式多样甚至有些时候形式相互矛盾的现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并阐释着这种具有能产性的惊奇的，我们意识到了现代文学是怎样地期望成为并以自身方式最终成为了关于叙事的一场质询、一次震惊和一场论争。“为什么要叙事？”这个天真地近乎荒谬的问题至少能够让我们追寻——或更直接量当地说，让我们去辨识叙事的消极范围，去思考叙事面对各种非叙事形式时借以规定并构成自身的那些基本对立关系。 Ⅰ.叙事和摹仿 从《诗学》里的一些简短的句子来看，亚里士多德已首先表示出异议。亚里士多德认为，叙事（diegesis）是诗歌摹仿（mimesis）的两种形式之一，另一种是通过演员在公众面前讲话和表演来直接表现事件。叙事诗和戏剧诗的典型区别在这里就已经明确了。这个区别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三卷中已有概述，柏拉图指出两处不同：苏格拉底否认叙事是对德行（他认为或者是对缺陷）的摹仿，而肯定了像荷马等人的非戏剧诗可能含有的直接表现（对话）就是摹仿。因而从经典的源头出发两种相反的传统似乎就已存在，在那里，叙事与作为其反面的摹仿相对或构成摹仿的形式之一。 柏拉图认为，他称之为陈述（lexis）（或者是作为逻各斯内容对立面的话语形式）的领域可以从理论上分为严格意义上的模仿(mimesis)和简单的叙事(diegesis)。简单叙事指诗人叙事时是“诗人自己在讲话，没有使我们感到有别人在讲话。”因此，在《伊利亚特》的第一卷中荷马告诉我们关于赫律塞斯： “他来到阿开奥斯人的快船请求 赎回爱女，并且带来了难以数计的赎礼， 他手握黄金杖，杖上系着远射神阿波罗的头带， 恳请所有的阿开奥斯人，尤其向阿特柔斯的两个儿子 阿伽门农和墨涅拉奥斯兄弟、士兵的统帅请求”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接下来的诗节以摹仿的形式出现，因为与其说是荷马让赫律塞斯讲话，倒不如说是荷马在讲话，好像荷马变成了赫律塞斯，并“努力给我们一种不是荷马在讲话而是那位阿波罗的老祭司在讲话的幻觉。”这是赫律塞斯的讲话： “阿特柔斯的儿子啊！胫甲坚固的阿开奥斯将士们啊！ 愿居住在奥林卑斯山的众天神允许你们洗劫 普里阿摩斯的都城，然后平安返回家园。 请你们收下赎礼，释放我的宝贝女儿， 以表达你们对宙斯之子、远射神阿波罗的崇敬。” 但柏拉图接着说荷马也可以以一种纯粹叙事的形式通过描述而非引用赫律塞斯的话来继续他的叙事。以间接的和散文的风格也可以写出同样的段落：“祭司来了，祝告诸神，让希腊人夺取特洛亚城平安回去。他这样讲了，希腊人都敬畏神明，同意他的请求。”柏拉图从理论上反对在诗歌用语中叙事和摹仿两种纯粹且异质的形式的划分，引发和建立了一种实用的体裁分类，这种体裁包含两类不同的模式（通过古代酒神赞歌表现的叙事诗与通过戏剧表现的摹仿诗）和混合的模式，或者准确讲是交替的模式，这种交替的模式是叙事诗的模式，如我们刚才在《伊利亚特》中看到的例子。 初看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法完全不同于在他之后把所有诗歌都归为摹仿的做法，然而不同的只是摹仿的模式：柏拉图称之为摹仿的直接摹仿，和亚里士多德像柏拉图一样称之为叙事（diegesis）的叙事摹仿。而且，亚里士多德似乎既充分指出了戏剧带有摹仿（像柏拉图一样），还充分说明叙事诗带有纯粹的叙事，但未讨论叙事诗中的混合模式。这种简化严格来说也许与亚里士多德而非柏拉图的定义有关，柏拉图认为摹仿模式是通过戏剧表现的舞台效果来体现的。无论是叙事中对话的实际部分或间接对话，甚至是超出叙事的部分，通过叙事诗本质上保有叙事模式这一事实，这个简化同样可以证明自己，因为叙事的对话必然为叙事的部分环绕和引发，而叙事部分刚好构成叙事诗对话的内容或是贯穿于其中。此外，亚里士多德承认荷马较之其他诗人更为优越，因为荷马尽量避免在《伊利亚特》中亲自出场而让各具性格的人物登台，因而符合诗人的身份，诗人就是要尽量去摹仿。因而亚里士多德似乎隐约意识到了荷马史诗对话中的摹仿的人物形象及史诗用语中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