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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地区秦汉墓分期断代探究综述 　　摘 要：三峡地区秦汉墓分期断代研究十分重要，是研究秦汉时期三峡地区文化动态发展过程的基础。本文希望结合近年来新公布的墓葬材料，梳理前人研究成果，探查新材料是否对原有成果有补充或修正 关键词：秦汉墓；断代分期；研究综述 随着考古材料的丰富，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综合来看，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墓葬分类、分期断代、丧葬习俗这几方面，分期断代更是近年来研究的主要内容。宋治民、郑君雷、王力军、雷兴军、蒋晓春、杨金东等人均对某个墓地或某一区域墓地进行了综合分期研究，其中蒋晓春的《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资料最丰富，研究相对较全面 1 区域概念问题 首先关于三峡地区的概念问题。重庆――湖北这一区域，学界有”三峡地区”、”峡江地区”、“三峡库区”这几个称呼。其中“三峡”名称出现较早，晋代已普遍应用，目前学界大多采用这一称呼指东起湖北宜昌，西迄重庆，长约650度公里的长江沿岸地带 “峡江地区”这一概念使用者相对较少，且不同学者看法各异。孙华先生在《峡江地区的先秦文化》中对该区域有界定：“峡江地区系指四川盆地东部西陵峡以西、重庆以东的沿长江地区”。之后于孟州、索德浩[1]等人沿用孙华先生观点。 “三峡库区”这一概念极具时代性，来源于三峡水利工程。指的是西起江津白沙镇，东到三峡大坝坝址――宜昌三斗坪这一长达700余公里，水面面积达1084平方公里的水库和周边地区。[2]其所指范围小于“三峡地区”，并且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因此这一概念很少有人采用 2 分期断代研究 目前关于三峡地区秦汉墓分期断代主要依托墓葬形制、器物组合及典型随葬品形制分析。涉及三峡地区分期断代的综合性研究较多，如郑君雷的《峡江地区西汉墓研究的若干线索》[3]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两方面对峡江地区西汉墓进行了类型学研究，进而探讨其分期问题；何志国等人的《四川西汉土坑木椁墓初步研究》[4]涉及到丰都、涪陵、重庆市区等地的土坑木椁墓，对其分期、器形演变、墓葬分类和特点等进行了研究；艾露露在《重庆地区汉代墓葬初步研究》[5]一文中，在分析重庆地区汉墓的形制与器物演变基础上，将其分为八期四段进行研究；杨金?|在《峡江地区汉墓的考古学研究》[6]中，分析墓葬形制与随葬品，将其分为八期，并探讨各期文化内涵及文化因素演变过程。下文将从墓葬形制、随葬器物两方面进行综述 1.墓葬形制 目前研究大多集中在土坑墓、砖室墓、崖墓上，石室墓、瓮棺葬、土洞墓、悬棺葬、崖葬等关注较少 土坑墓目前多见以有无墓道分型，然后根据墓室长宽比分式，也有人分型后依平面形制、单人或多人葬分亚型、式。三峡地区秦汉墓葬内的尸骨保存并不完好，因此相较后者，依墓室长宽比分式更契合三峡地区墓葬的实际情况 根据目前的研究，土坑墓可分为A、B两型，再依据墓葬平面规格，可分为三亚型 砖室墓均依照墓室多寡分类，即单室墓与多室墓。现在看来，这种分类方法应有所修正。分类之后再依墓葬平面形制进行类型学研究。而单单依据平面形制分成“刀”、“凸”、长方形已远远不能描述清楚现今种类繁多的砖室墓，应将有无附属设施等情况也一并考虑进去，可能更好梳理越来越多的砖室墓材料 三峡地区崖墓极少做单独研究，多是纳入四川崖墓通讲。至于瓮棺葬、崖葬等墓葬，由于目前发现资料较少，难以进行类型学综合研究，只能在发掘整理过程中不断积累资料，待有条件了在进行探讨 2.随葬器物 关于器物类型学研究，乍看方法各异，实际如出一辙。即根据典型器物整体器形差异进行分型研究，各型器物又依演变规律的不同做了具体分式。通过比较后认为，各式的变化代表了各型器物从早到晚的时代差异。而其他未做类型学分析的随葬器物可根据共存关系找到其演变序列，从而确定时代差异，进行时代定位 由于三峡地区独特的地方文化，在随葬物品综合研究中，往往会根据文化因素将随葬品分为若干组。目前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组。第一组即秦、楚等战国晚期列国文化因素，包括圜底内凹罐、立领罐、双系罐和铜鼎、蒜头壶；第二组为巴蜀文化因素，包括陶圜底罐、釜和铜鍪、釜甑、柳叶形剑、钺、双耳矛、印；第三组指中原文化因素，包括陶平底罐、敛口罐、仓和铜镜、洗、钱币等。其中，各组文化因素器物种类和数量的增减表明了不同时代 3.分期断代 墓葬断代方法较多，可根据其在发掘时叠压打破关系判断相对年代；或依据墓中明确纪年材料断代；或依照随葬品组合关系和墓葬形制的变化判断相对年代关系。通过上文提及诸多前人的研究，三峡地区秦汉墓断代并不成问题，难的是分期，绝大部分靠随葬品组合和墓葬形制变化来划分，而不同的人可能认识不一样。而前人对三峡地区秦汉墓的分期看法不一，有十段八期、八段四期等说法，结合秦汉历史背景和三峡地区实际情况，个人认为可分为七段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