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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就是平静地迎接暴风雨力量 　　这种镇定与羞涩、坦然与紧张、自信与敬畏的复杂气质，凝聚成一种超越青春的力量。这种力量，只有在这样的年龄才有资格拥有 以前我总觉得，像“半个世纪”这类的词只适合说别人――那些秃头、长髯、满脸风霜的老者。由于漂泊的缘故，无休止的变化使我误觉岁月的流逝与自己无关。直到买裤子时腰围不得不加码，追车后觉得呼哧带喘，几天不刮胡子就满脸胡子茬，第一滴雨落下头皮就能够敏感地觉察…… 不久前回国，一位昔日的好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你变主意啦？” “变什么主意？”我被问得莫名其妙 “当初你不是说，活到50岁就自杀？” 朋友记得并没错，80年代我读书的时候，确实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这样说过，而且不止一次。想来那时的自己腰围只有二尺一，俊逸不输小虎队，享受着青春和生理的燃烧，距离衰老还太远太远，远得从未具体地去想，感觉50岁就该是“弯腰拄拐、满脸皱纹、看着年轻人流哈喇子”的人生尽头 现在回想，我在年轻时有过一个误区，就是认定年轻是生命的黄金时代，以为燃烧青春是个体存活的绝对价值。于是，我放纵骨子里的不安分，从画画到弹琴，从学临床医学到学艺术心理，体内有一种莫名的紧迫感和行动力――《迷墙》的反叛劲加重金属的节奏。那时我把学业当成了副业，兴奋点放在积攒朋友的数量 特别是在中国音乐学院读研究生时，每次回家打开房门，都不能预料谁在等我。经常，十来平米的小屋挤十几个人，弹琴，唱歌，看录像，打扑克。即使午夜过后，也有人加入，有人离开 那群人里后来出了许多行业大腕儿，可当时都还青涩得像蓄大胡子的克林顿。80年代的年轻人爱谈理想，乌托邦式的;憧憬未来，但并不具体。想来，那时我们对社会、世界所知甚少 后来，一夜之间，如鸟兽散，无数年轻人卷入出国潮，像水一样哗地泼了出去。我自己也是 从那时至今，脚下的路像倒流的水，向后流走。掐指算算，离乡那年我26岁，之后又过了26年。感觉弹指一挥，但光阴却在我身上流过了半个世纪，而且是不带引号的 走了也有走了的好，现在我可以狡辩自己“只有26岁”，因为1991年将我的生命切割成两半――前一半属于集体的，后一半属于个体的;前一段属于计划的，后一段属于自由的;前一段是“度过的”，后一半是“活过的”。两段年龄，两段生命。其实这也不全是狡辩，想当年，当列车驶离雪花飘舞、寒风呼啸的二连海关时，我真觉得自己是被再次娩出了 回顾前后这两段时光，不仅是时空的改变，更是关于自己的一切――内容与节奏、机会与方向、强度与速度、色调与质感……所有的一切，改变是如此彻底、微妙和决绝，并总暗藏或天降意外的兴奋与危机 对我而言，出国是生命的一道分水岭。经常有人问我，当时为什么离开？我说不为什么，就想一个人到世界上光着脚走走。并且，无知者无畏，我相信年轻就是一切的本钱 我常回想起那次不可重复的漫长旅行 褪色的画面里，三四十位亲友在老北京站的国际站台上为我送行。之前的一夜，我们一起唱歌，低语，憋了一肚子话却只能沉默。我在父母琐碎的唠叨中收拾行李。铅灰的霜晨，熙攘的站台，由于送行人太多，父母没机会单独嘱咐我，父亲耐心地为我和朋友们一张张地合影。几年后我才意识到，当时我唯独忘了跟父亲合影，但意识到时父亲已经去世了 列车开动的刹那，母亲向前冲出几步，隔着满是划痕的双层玻璃摸我哭变形了的脸。那一刻，我真觉得是永远…… 接着是十天险象环生的颠簸。之后在布达佩斯东火车站，我拎着重量超过我体重的皮革黑箱跳下站台，等到所有人散尽，看到一个瘦高个子的陌生人手捏一张我北医时的照片朝我走来，带我去了两百公里外的塞格德小城 一幕落下，一幕拉开。接下来的十几年青春是更纯粹的燃烧，燃烧岁月与荷尔蒙。自从像婴儿般孤独地被扔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本能地学习语言，适应生存，经营情感。虽然一无所有，但有大把的朋友和大把的时间，靠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睡百家床活下来，最根本的，是在漂泊中学会做本色的自己 那些年，我读了许多书，记了几百万字的日记，在不知不觉中为后来的创作积累下素材。我记得很清楚出国后读的头两本小说――英文原版的《在路上》和《鸟人》。那时并无当作家的野心，顶多曾经这样想过：等我死前，写一本自己的《在路上》 至于后来做文学翻译，更是命运的安排。想来我没正经学过一天的匈语，纯粹靠听靠读靠交流靠理解，再有是靠无意中受到的文学熏陶。刚到匈牙利不久，我就遇到了文史学家海尔奈先生，并在他家结识了《撒旦探戈》的作者克拉斯诺霍尔卡伊 1998年我陪拉斯洛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中国的十座城市，回到布?_佩斯后，我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好奇。巧得不能再巧，当时我寄宿在海尔奈先生家，他刚出版了拉斯洛的小说集《仁慈的关系》，顺便递给我了一本，于是我搬着字典开始了阅读，并用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翻译了一个短篇《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