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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当代诗人于坚诗歌中地理空间诗学初探 　　摘 要：作为中国“第三代诗人”代表的于坚，其诗歌从个人记忆和人文地理空间两个维度，叙述了云南的历史、人文和地理环境，以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碎片。本文从文学地理视角分析于坚诗歌中的“地域原乡”书写，说明作家由生存的地域特质以及历史语境中衍生出来的文化立场、具体文化理念和诗学价值 关键词：文学地理 文化理念 诗学价值 诗人于坚被当代中国文坛誉为继“朦胧诗”表意模式之后出现的“第三代诗人”的卓越代表。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他一直以云南高原地缘、文化和日常生活为题材，追求再现一种素朴、源于本真生命的语言和文化形态。他的诗歌迄今已被译为多国语言，为世界诗坛注入了一种新鲜的力量。旅澳作家、翻译家欧阳昱在谈及选译中国当代诗歌时指出，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平民化”，“直接通过诗歌语言本身，打动每一个并不认识诗人的人”{1}。2010年于坚的长诗《零档案》被译为德文，并获得德国“感受世界”亚非拉文学作品最佳奖。评委卡特琳娜“于坚的诗歌语言简单朴实，多为日常用语，但表达十分形象、鲜明、有力度。从内容上讲他的诗既有政治深度，又自然随意，并且是诗人本人个性和主观想法的映照。”{2}美国纽约派诗人、翻译家罗恩“于坚渴望保存中国古老的记忆，不论那记忆是好是坏。他的注意力都投向了那些稍纵即逝的事物……”{3}国内诗评家陈超认为于坚的诗歌是有“根”的：“这个根既扎在我们生活的自然意义上的大地，同时也扎在具体的时代历史生存的土壤里，还扎在诗人个人自觉的语言方式中。”{4}例如于坚的新作《昆明记：我的故乡，我的城市》（2015）就从个人记忆和人文地理空间两个维度，叙述了昆明这座城市的历史、人文和地理环境，以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碎片。然而，随着现代化与城市化的推进，记忆中的故乡在地图中被抹掉，文化地域格局发生了演变，诗人通过原乡书写、世界地理空间建构等方式，重新唤起人们对于人类存在状态和生命意义等基本问题的思索 一、于坚诗歌产生的地理基因 严家炎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中指出，“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绝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5}。正因为如此，国内才逐渐形成吴越文化影响下的海派文学、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黑土地情节与东北文学、三晋文化与山药蛋派文学、湘楚文化与湖南乡土文学，以及以山东高密文化地域为特征的莫言文学王国等 文学地域主义在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同样得以复兴，在这场自觉的知识分子运动中，作家将美国的各个地域看成是独特的地理、文化和经济实体。为应对当代社会科技、消费主义、生态危机等带来的现代人的“家园日渐消逝”等问题，美国地域作家正试图通过“家园主题”寻找人类自我救赎的途径 正如自我流放到巴黎的迷惘的一代作家在欧洲现代主义中找到救国的答案，哈雷姆文艺复兴的作家在黑人文化中发现了传统的力量，地域作家也在地方文化和群体中找到了精神的支点。全球化则进一步造成劳动力的迁徙，这不仅使人们远离地缘上的家园，而且在精神层面也有一种“生活在别处”的疏离感，从而更加强化了人们对归宿感的追求，而这种归属感正可以由地域文化所提供，地域文化便成为抵制?F代化力量对个体威胁的有力武器 作为地方诗人，于坚最善于在时代的变迁中发现乡土形态的转变，在现代的断裂中弥补城市与文化之间的沟壑。他以诗歌的形式，重新定义人们生活中的稳定性。他的诗歌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地域视角出发，歌咏云南高原，诉说对故乡山水的眷恋之情，以及尚未被世界所认识的高原的一切 云南诗人米思及曾用“红土诗派”来为云南区域性的文学创作命名，他说：“生命的激情，心灵的企盼总是不满原来漂流的河床和道路，总向往追求新的前途，当发现或探索到一个更为广阔丰厚、美丽自由的天地时，新的旗帜、流派就诞生了――红土诗派的出现以及消隐都是因为这样的规律。”{6}这是一群对故乡、土地等具象事物有相似理解的诗人进行地域风情和文化考量的诗意书写。正如当初以爱默生为首的超验主义者以《日晷》为思想的发散地，他们以《滇池》《他们》《大家》等杂志为舞台，展现这群生活在红土高原上的诗人们的文艺思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伊始的狂欢逐渐冷却，城市化带来的弊端初露端倪。西南边陲固有的宁静也被都市化的进程所打破，于坚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提出了“回到事物与存在的现场”的主张。他用口语化的诗句，描摹了故乡的原风景：“故乡那些永不结束的金色黄昏/使我对世界产生了一种天堂般的感受……在云南的群山中/昆明西山只是小山一座/但某种伟大苍凉的感受/我是在这里体验到的……”{7}在他看来，昆明的伟大不是历史的恩赐，“而是大地的恩赐”。昆明地理位置得天独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