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日三国古代女性社会地位的表现及其异同_0.docVIP

中、韩、日三国古代女性社会地位的表现及其异同 人类 历史 源远流长，男女两性的平等与不平等随着各种 社会 制度的转变而不断变化。女性的地位、权利 问题 几千年来一直颇具争议，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中、韩、日三国同位于东亚，在历史和文化方面彼此相互 影响 ，有许多共通之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三国女性古代地位的 发展 历程和表现，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异同。 本文所谓古代，即截止到封建统治结束，于 中国 是清朝统治结束，日本是明治之前（19世纪中叶），韩国是朝鲜王朝统治结束（20世纪初）。 一 三国古代女性社会地位的发展历程及表现 （一）中国古代女性社会地位的发展历程及其表现 中国母系氏族形成于旧石器 时代 中、末期，在距今六七千年的仰韶文化初，中期时达到顶峰。母系氏族奉行“母权制”，氏族首领由年纪最长、经验最丰富的女性担当，她们同时也是氏族 经济 活动的管理者和物品的分配者。 母系氏族在婚姻方面实行群婚制：丈夫从属于妻子，在妻子家中居住一段时间后离开，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说文解字》中提到：所谓姓，乃“从女从生”[1]。中国最古老的一批姓（姬、姜、姚、姒等[2]）均带女字旁，可见当时女性社会地位之高。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尧帝时期。 到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狩猎水平逐渐提高，原始畜牧业随之产生并与农业相分离，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开始突显。这样，男性逐渐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创造者，父系氏族开始形成。 男性地位的提升使一夫一妻制成为主流婚姻形式。随着女性入住男性家庭，财产权开始转移到男性手中。经济集中和男性社会地位上升使得男性族长的出现成为必然，他们逐渐承担起管理氏族事务的责任。至此，男性地位已经从附属变为主动，女性的崇高性不复存在。 进入封建社会之后，女性社会地位更是跌落到最低点。 汉武帝年间，大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宗法制度、礼教和伦理道德成为社会主流思想[3]。其中作为家庭核心观念的家父长制将男女的主从贵贱鲜明分化，随之产生的封建社会 法律 成为压迫女性以维护男性统治地位的有力工具。 “三从”是封建社会女子必须遵循的社会道德规范之一。女性从出生便处于低下地位，恭顺是其生存准则，生育是其生存意义。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爱打打，爱欺欺”是当时社会女性婚姻观的真实写照。女性出嫁之后必随夫姓，俨然成为男性的私有物品，有的甚至被当作殉葬物品任凭处置，终身没有独立人权和姓名权。 同时，封建社会还通过贞操观念束缚与掌控女性。《礼记》倡导女子应该“终生侍一夫”。秦始皇掌握政权后鼓励女子守节；西汉宣帝首次颁布守节奖励令，奖励贞洁顺从的女子以绸缎；宋代进一步强调处女贞操及寡妇不得再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到了元明时期发展到女子还要为未婚夫守节，无意间被男子戏弄也要以死保节；清朝对女子的婚姻束缚达到最高点：寡妇再嫁为耻，丈夫或未婚夫去世要终身不嫁或以死殉节[4]。 在封建社会，女性已沦为生育工具。班固曾言：“为什么要嫁人？……为了生产子嗣延续血脉。”夫可将不产子之妻随意处置，富人家为生子频频纳妾，夫妇之情淡漠之至。同时，“母以子贵”，女性的家庭地位与其生育状况息息相关，生女者备受冷淡与歧视。 封建制度规定，只有儿子，特别是长子才有继承家业的资格，从而彻底剥夺了女性成员的财产权甚至是对自己嫁妆的支配权。《礼记》提到：“为人妻没有私有财物，……没有资格将物品丢弃或赠予他人”；《唐律》 规定妻子嫁妆的所有权属于丈夫；明清法律规定女子嫁妆由夫家掌管，寡妇改嫁时财产任由前夫家处置。封建社会的女性可谓是彻底的“无产者”。 儒教 教育 旨在维护男权统治，于是“理所应当”地将女子拒之门外。《温氏母训》提出：“女子认识几个生活中必须的字足矣，识字多便是失德”。同时，在传授家族技艺方面“传男不传女”，女子同样没有继承资格。汉代开始出现女性奴化教育（“女教”或“女学”），通过灌输三从四德、男强女柔等封建伦理道德将女性培养为温柔顺从之人，使之自觉成为封建礼教的殉教者。 封建礼教严格规定了女性的言语、服装、表情、仪态，其中衍生出的最具代表性的风俗便是缠足。缠足始于五代南唐，后主李煜赐后妃绸缎命其缠足，其后着白袜于金莲（金子做的莲叶）上起舞以供赏乐。这一风俗首先在贵族阶层流行，北宋之后普及到百姓，到了南宋普遍盛行。清朝康熙、乾隆皇帝虽屡下禁令，但持续了数百年的陋习根深蒂固，缠足依然被汉族女性所奉行。无数女性因此丧失了劳动能力，终生承受着精神与肉体双重畸形的折磨[5]。 封建社会女性没有 政治 参与权。统治者为了维护男权统治宣扬“男主外女主内”，将男女严格区分开来。封建礼教规定“男女不得直接授受物品、相互交谈”，彻底断绝女性与家庭以外的男性的接触，剥夺其享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