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士风度到圣贤气象_0.docVIP

从名士风度到圣贤气象 　今天我将和大家一起探讨魏晋和宋明两个时期的人格理想，也就是“名士风度”与“圣贤气象”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格理想及其内在关联。“名士风度”与“圣贤气象”是士大夫们所追求的两种理想人格类型，它们是魏晋与宋朝两个不同 历史 时期的产物，故而二者之间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魏晋名士往往是与不拘礼法、率性纵情、风流潇洒、饮酒服药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而宋明 理学 家所追求的“圣贤气象”则总是体现出一种忧患民生、兼济天下、恪守礼教、修养心性的人生追求。 　　其实，这两种理想人格类型均是作为“学者——官僚”的士大夫的精神投射。 中国 古代丰富的人生 哲学 、人格理想的学说，说到底均是一种士大夫精神的表达。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独特的一种“学者——官僚”的 社会 阶层，由于既从事社会管理又从事文化创造，故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士大夫精神、人格理想。无论是“名士风度”还是“圣贤气象”，其实均体现出古代士大夫的精神追求。 　　我们希望对这两种理想人格类型形成的社会条件、文化资源、内在机制作一些探讨，由此进一步思考它们在文化特质、思想形态、价值取向上的内在理路与相互关联。 　　一、魏晋名士风度 　　魏晋名士风度的文化现象是与西汉以来出现的士大夫 政治 现象密切相关的，故而须从士大夫政治讲起。应该说，西周封建制 时代 就有了宗法贵族的士大夫，并且也是兼及道艺与政事。但是，决定封建时代士、大夫身份的是他们的血缘关系，这与后来帝国时代由文化知识及相关的科举制度来决定士大夫身份是不同的。西周的士大夫阶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发生解体，其突出表现是政事与道艺的分离。在秦帝国时代，这种分离进一步制度化，出现了独尊文法、专职行政的“文吏”与知识文化专业化的“学士”的不同社会角色的分立。但是，从西汉时期开始，随着“礼治”与“法治”并举，“儒生”与“文吏”开始融合，到了东汉后期，一种“亦儒亦吏”的社会阶层完全形成，也就最终演生出了兼具行政功能与文化功能的士大夫。东汉时期完成的士大夫政治一直延续到中华帝国的末期，在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 影响 。 　　就在“士大夫”阶层的演化、形成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对所谓“名士”推崇的现象。“名士”之所以能够有名并受到推崇，当然首先在于他们作为文化知识占有者的学者身份，这是帝国时代士大夫们能够成为居有高位的官僚身份的必要条件。所以，两汉时期出现的大量“名士”，在主政者及民间社会的眼中主要是那些有才华、有品性、有学识的书生，并且许多往往还是不仕的民间学人。《礼记·月令·季春之月》中有“聘名士，礼贤者”的记载，而《注》云：“名士，不仕者。”《疏》在解释“名士”时说：“谓王者勉励此诸侯，令聘问有名之士。名士者，谓其德行贞纯，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但是，到了合“学者——官僚”身份于一体的士大夫阶层成型的东汉时期之后，人们指称“名士”并不特别在意其“不仕”的身份，而是在意其士大夫特有的文化风貌、精神气度。由于朝野的知识群体均普遍地追求这种士大夫所独有的文化风貌、精神气度，故而在东汉时期出现了一种推崇名士的社会风尚。这些士大夫们往往是“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 　　虽然都普遍表达出对士大夫的精神气度的推崇和标榜，但东汉之末与魏晋时期的“名士”之标准却发生了一个十分重大的变化，东汉党锢之祸前后所标榜的是“风节名士”，“名士”往往通过“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行为表现出一种积极入世、敢于与黑暗政治势力抗争的精神。 　　魏晋时期所标榜的“名士”，则转型为“风流名士，海内所瞻”。魏晋所追求的“风流名士”风尚，正是这种洒脱活泼、自在适性的精神自由和个性表达，甚至许多与儒家礼教相悖逆的纵情率性行为，往往成为魏晋名士风度的标志。譬如《世说新语》载王孝伯所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魏晋时期风流名士的突出特点是个体意识的觉醒，这种个体意识的觉醒，使得魏晋名士全面关注、重视与感性生命、个体存在相关的一切价值：从追求外表的仪态容貌之美，到向往延年益寿的服食养性；从情色生活的纵情享受，到口吐玄言的哲理清谈；从寻求归隐山林、率其天性的精神自由，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的及时行乐，总之，一切与个人肉体与精神生命有关的价值，诸如健康、长寿、美貌、智识、 艺术 以及精神享乐与肉体快感等都是魏晋名士所追求的。社会道德的“节义”不再是他们作为“名士”的人格标志。 　　“士大夫”毕竟是一种合“学者——官僚”为一体的社会阶层。魏晋名士为了处理好个体价值与礼治秩序、精神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形成了魏晋名士所特有的双重人格。 　　“学者——官僚”的双重身份，转化为 自然 与名教、隐逸与出仕、精神自由与恪守礼法、真情与文施、血性与世故的双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