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的国学视域_0.docVIP

古代文学研究的国学视域 【 内容 提要】 关于“国学”的重新思考 在20世纪的短短百年中， 中国 学界两次响起了“国学”的呼声：世纪初的“保存国粹”和世纪末的“国学热潮”。同样是这短短百年，中国 社会 在艰难的跋涉中完成了由传统向 现代 的转型。现代与传统的转化绝非是帝王姓氏改易的朝代更迭，它包含着由物质而制度而文化的层层转变，是整个社会系统全面深层的演进。20世纪搭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的桥梁，但桥尾的“国学热”却非桥头“国粹”的简单回声，同样的西方压力，同样的回应冲击，同样的精英介入，同样的忧患意识，同样的关注传统，今天的我们甚至又听到了一百年前康有为“孔教救国”的呼喊，从某种程度看，我们不能否认“国学热”是百年前“保存国粹”声音的回响。“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 历史 环境中出现，就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 发展 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加以 研究 ，然后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 在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相似的“国学”呼声 自然 有了质的不同：百年前的“国粹运动”是危机意识下的学存天下，百年后的国学热潮则是面向未来的文化探索。近代学者疾呼“国粹尽亡，不知百年以前事，人与犬马当何异哉?人无自觉，即为他人陵轹，无以自生；民族无自觉，即为他民族陵轹，无以自存”；当代学者则认为“植根于中华大地的国学，必将抖落身上的尘埃，吸取各国优秀文化的营养，以其扶疏的枝叶向全世界展现旺盛的生命力。而世界各国人民也会更加珍视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吸取对他们有用的精华，以丰富他们自己”。“保存国粹”是亡国危机下的救亡呐喊，近代学者的眼光是内向的——他们的立足点是如何保存和挽救中华的学术和传统；国学热潮则是转型之后的中国文化在走向世界前的整装待发，当代学者的眼光是外向的——他们的立足点是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 与近代学者相比，当代研究者们少了些许忧患意识，增添了几分自信情怀。但是，无论是在百年前的忧患下，还是在今日的自信中，始终与国家、民族绑缚在一起的“国学”，其身上所凝聚的“国”的色彩常常掩盖了其“学”的特征。冷“学”与热“国”间的矛盾虽多被民族激情所掩盖，但仍有一些学者敏锐而深刻的将之揭示：钱穆先生指出：“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 时代 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断。”柳诒徵亦言：“余非有意非难此种学术，不过非难此种名词，因此种学术自有其正确之名词。从来误用一种不通之名词，吾人当为矫正，不可再行沿讹袭谬。”钟少华先生更在其《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中对近代研究“国学”的40多部专著进行考察，分别从“产生缘由”、“定义”、“分类”、“研究 方法 ”、“内涵”五个方面予以分疏，指出所谓“国学”，只是在近代中西文化融汇中，应运而生的怪物。中肯切要的批评自然与以国学为复古的偏激批判不同，批评中所体现的明确的学科意识使今日的我们无法再用当年的民族激情来搪塞，我们必须正视批评，反思“国学”。 随着现代学术的日趋独立，“国学”的“学”之本色亦渐渐恢复，何谓“国学”?国学是否是一门具有独立品性的现代学科?国学能否建立自己的学科规范?现代学科建设的必然追问将当年民族热情掩盖下的矛盾重新揭示，而当初在救亡危机下的仓促解释实在不能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最初的“国学”因西学而立，自诞生之日起，即为特殊的时代背景染上了民族主义的色彩，在救亡心态下的“国学”人士论事多趋于极端，更有当时“致用”思潮的推动，实难对之有平心静气的深入思考。尽管章太炎、刘师培等有“求是”、“致用”的思考，但“凡六艺之学，皆以致用也”，“六经皆先王之旧典，不读经则无以知古代之典章制度风俗学术，以成其考古有用之学，姑治国学莫先于经”，终究是当时的最强音。在如此背景下的“国学”显然是一种救亡意识下的致用之学，概念模糊，分类混乱，研究方法杂糅，自然不是一门能具有独立品性的现代学科。 时隔百年后依然不能回避现代学科建设的追问，新背景下的新国学是否具备了成为现代学科的独立品性?能否建立自己的学术规范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世纪末的中国学术已经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尽管百年前的国学分类因缺乏统一标准而颇显混乱，但当年在尝试中所产生的子类学科多已从无到有，由粗到细，在探索中构建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然而，新国学依然没有被纳入一般的学术规范，我们甚至没有看到国学概念与国学分类的再次尝试，当代学者没有刻意去用现代学科的规范去塑造新国学，这并不是遗忘，而是一种重新思考后的成熟体现，有意避开了现代学科规范的追问的当代学者实际上已然承认，国学并不是一门具有独立品性的现代学科。 国学是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产物，亦是这一转型的见证和纽带，产生于20世纪的国学同样在传统与现代间承担了桥梁的作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