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以致用与学以求知-20世纪30年代的职业教育与大.doc

学以致用与学以求知:20世纪30年代的职业教育与大 学以致用与学以求知:20世纪30年代的职业教育与大 　　内容提要 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教育大发展的时代，又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不只是政府中人，即使一般教育者也都希望能对变革施加影响，由此出现了不同的教育理念的碰撞。其中，最鲜明的两种观点是学以致用与学以求知。本来这是相辅相成并不矛盾的两个问题，之所以发生争论，关键是其背后所着意的社会问题不同。当时参与论争的，明显的有两类人：一是党化教育者，二是自由教育者，他们各自的主张实际上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和和改造方案。 　　关键词 大学 职业 教育 国民党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1-0084-11 　　北洋时期，教育的决策权基本上是在全国教育联合会，教育行政部门差不多只是执行机关。然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当政者千方百计地夺取了教育决策权，由此开始了各个层面的整顿和改革，尤其着力于学潮不断的高等教育界。一些改革为教育界历来所主张，因而受到欢迎；而更多的举措因过于服务现实政治，遭到非议和抵制。不管从哪方面看，1930年代，中国的教育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之中，无论是党派势力还是一般教育者都欲影响变革的内容和趋向。有关职业教育与大学教育的论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与之相关的还有文实之争，参见张太原：《20世纪30年代的文实之争》，《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这场论争表面上是不同的教育理念的碰撞，背后却是不同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改造方案的较量。 　　一、起于广州的论争 　　1932年5月19日，广东几个负有行政责任的所谓“教育专家”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大学教育方针问题。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议决案，第一条即是：“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同时多设职业学校，以适应社会生活之需要。”《教育专家昨日召开会议》，《民国日报》（广州）1932年5月21日，第5版。稍后，主持中山大学的邹鲁在总理纪念周演讲时，进一步阐明了这一方针，“前星期于本校开个教育会议，想把中国现在的教育从根本上来设法救济，大家的意见都以为欲使亡国的教育变为兴国的教育，制造游氓的教育变为有实用的教育，殖民地的教育变为增加生产的教育，必然要于升学的基本教育之外，再加上一种职业教育。此种教育方针之改变，关于国家存亡兴废甚大，亟宜群策群力，急起直追，以求实现。”《民国日报?教育新闻》（广州）1932年5月25～26日。在他看来，职业教育“必须由教育主管机关统筹推进”。因此，他提议由西南教育改革委员会通过了一套发展职业教育的计划，其中包括经费之筹备、师资之预备、职业学校之设立、农业教育实施之原则和课程要旨、工业教育实施之原则与课程要旨等。⑧邹鲁：《改革现行学制之商榷》（续），《三民主义月刊》1933年第2期。 　　“职业教育的提倡”，并“非最近的事”；“教育专家们之觉到职业教育的需要，也不是最近的事，然而为什么到了最近，我们的教育专家才开会讨论并主张改变方针呢？”陈序经：《对于勒克教授莅粤的回忆与感想――续谈现代大学教育的方针》，《民国日报?现代青年》（广州）1932年6月10～11日。这恐怕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重点教育指向不无关系。1928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期间，有一个专门的“职业教育组”来讨论如何加强职业教育问题，大会通过的《请推行职业教育案》指出，“职业教育之举办，亦为当务之急。”“宜广开致用之途径，责成各主管机关，次第分别设立各种职业学校，以应时代之需要。”戴修骏原案、审查会修正、大会通过：《请推行职业教育案》，1928年5月，中华民国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乙编（2），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3辑（429），文海出版社，1977年，第495页。两广自己提出的议案也特别强调农业教育、生活技能教育和生产技能教育。“学校教育，须加入生产的劳动，以为养成生活技能之实际的方法，谋生产的劳动能率之增进”。《确立教育方针实行三民主义的教育建设以立救国大计案》，中华民国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乙编（1），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3辑（429），文海出版社，1977年，第40～44页。全国教育会议最后发表的宣言要求“各省区市县应于可能的范围内，单独设立特种职业学校，专授直接生产的技能。”《全国教育会议宣言》，1928年5月28日，中华民国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甲编（1），第6页。这实际上就是“于升学的基本教育之外，再加上一种职业教育”。只是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由于政局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