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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提出始末 我国的农村政策，从根本上说主要产生于本国农村实践。特别是那些具有战略转变意义的大政方针，更是如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出台之前，很多地方的基层已经有了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相结合的多种创造。作为研究农村发展的人员，我们的基本观点，一是强调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广大农民；二是主张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只有与我国农村实际相结合才能实事求是地做“真学问”。 　　尽管社会上和理论界一些人对我们这些年的做法和观点还有些不同意见，但我都着意坚持这些看法。因为，基层的实践经验和抽象的理论探讨，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总结以往各地农村试验的基本经验，归结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我们需要从乡村基层开始，搭建进行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的基础。 　　新农村建设是怎样提出的 　　理论界正式提出“新农村运动”概念的，是1999年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此后的2001年，我开始把一般的农村调研发展为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志愿者下乡，直接操作农村基层的调研、培训和试验。 　　在2005年金秋时节党中央突出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的时候，各地有些部门的领导干部似乎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也有很多地方基层的同志已经较早地考虑到这方面的工作，并且有了相关的政策安排，有的甚至已经取得了成绩。此前的3年时间里，我们在各地相继开展试验，陆续总结出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因此，可以说： 　　新村运动（国外）＋新乡村建设试验（国内）＋N个缓解三农矛盾的基层经验（地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毋庸讳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执政党长期以来不断完善的执政理念，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理论联系实际的本土化认识过程。理论界正式提出“新农村运动”概念的，是1999年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此后的2001年，我开始把一般的农村调研发展为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志愿者下乡，直接操作农村基层的调研、培训和试验，在这个过程中既结合了上世纪80年代从事农村改革试验区的经验，也融入了邱建生和刘湘波等青年人的提法，把晏阳初、梁漱溟等前辈上世纪20年代创立、在国际上已经颇有影响的“Rural Reconstruction（意译为新乡村建设）”作为我们当代的乡村支农活动的名称。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主张“君子和而不同”。理论家对新农村运动的概念解读，和在新乡村建设的实践活动中结合本土历史凝练的概念有所不同；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也没有正式结合，但在讨论中我们愿意主动呼应理论家这种有积极意义的努力。我曾经在林毅夫教授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过，他关于新农村运动必要性的论述，对我开展的基层试验工作有重要参考作用；并且不止一次地对媒体说明，他的提法在理论界是最早的。 　　2003年党中央连续提出“三农问题乃重中之重”的口号以后，我和香港CSD（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的刘健芝、英国AA（援助行动国际组织）的张兰英等小型NGO的负责人联合，先后指导和资助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下农村基层开展制度建设试验，并在翟城村开办免费培训农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随后，又进一步资助受训农民回乡创办各种合作社和社会公益组织。在这些试验中形成的政策建议除书面材料外已经两次向国务院领导当面汇报，并得到积极回应。 　　这几年，之所以能够比较实际地对新农村建设的国内外经验教训进行讨论，主要在于我和很多年轻同事进行了大量的国内外农村考察，尤其是开展了直接与农民相结合的基层试验。否则，就不可能有条件对这些经验教训作归纳分析。 　　经济高速增长累积的问题 　　1992年城市取消了粮票、布票，同时取消了各种各样的居民消费票证，当年就出现了原来潜在的、隐性的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突然爆发，农民工如开闸洪水一样宣泄而出。当年的人口流动才四千多万，就造成严重问题了。 　　对于新农村建设而言，统一认识的难度很大，因此有必要先讨论认识问题。 　　众所周知，中共十六大以来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已经明确了战略性转变的意图，无论是在目标上，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在政策方针上，都已经相对明确地提出了发展战略转变的要求。2002年的十六大正式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到2020年要实现的大目标，这本身就意味着对以往发展战略的调整；也是基于对以往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认识而提出的。 　　首先，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话是辩证的，也是全面的。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搞出来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造成了两极分化，那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失败了。这个预警，应该说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在背景认识上，社会学界陆学艺同志的研究值得重视。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他主持的全国抽样调查报告显示，两极分化已经客观存在，并已影响到了国家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