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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学术论坛综述 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学术论坛综述 　2009年11月28日，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学术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师范大学联合主办，来自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等近300人与会。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杨生平在题为《全球化文化问题的几个层次》的演讲中提出，全球化文化是一个复杂问题，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必须用复杂性科学思维分层思考。他指出，全球化文化问题应该有三个不同层次：其一，全球化文化问题首先是论文联盟wWw.LW 一个作为经济、政治与观念统一的制度文化。当前全球化发展不简单是经济与科技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的扩张，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平等的制度，因而全球化发展的真正希望应该是在全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当前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力量对比上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因而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建设问题上应该巧妙地利用当前国际形势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调整意识形态策略，联合众多发展中国家将世界引向多极化和平发展道路，为自身赢得更多的发展时间与空间。其二，全球化文化应该考虑到民族文化的特质及其作用。民族文化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其核心价值有很强的稳定性与独立性，在当前意识形态斗争趋于淡化的情况下，民族文化的作用渐渐凸显；在复杂的国际环境面前，应该打好民族文化这张牌，要利用民族文化处理好不同民族国家关系、增强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民族凝聚力，反对各种形式的文化霸权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其三，全球化文化应该考虑到作为文化产业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结合。作为文化产业的文化，其基础是产业，载体是文化，它是日常生活、商品消费与流行文化的组合；当代中国文化产业文化的发展应该有明确的时代精神与海纳百川的文化胸怀，应该在正确提炼中国意识的前提下，充分吸纳世界各国优质文化资源。全球化文化问题的三个层次是一体二翼的关系，应该在尊重各有独立性的前提下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北京大学教授丰子义认为，面对全球化，文化最根本也是最深层的问题就是确立文化自我，文化自我除了有维护和实现自己利益功能之外，还有在全球范围内展示和实现自己的文化价值和内在价值，确立自己形象和地位的作用。全球化不仅影响着民族自我认同，也影响着个人自我认同。文化自我不光是一种精神产品和精神观念，也是作为积淀下来的人的行为规范、行为模式和生存方式。突出自我意识，并不是排斥全球意识，文化个性或者自我并不是通常理解的个体性、个别性，而是通过掌握人类文明成果并经过自身提炼而形成的个体性；文化自我与全球意识二者之间是相互生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要区分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的界限。他认为在正确确立文化自我的问题上，应该处理好文化的整合和交流、文化的创新与调试以及文化的生产和消费等几个重要问题。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员杨金海在对当前中华文化复兴与西方文艺复兴比较后指出，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复兴是在全球化的前提下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而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在当时世界发展还比较局部的情况下实现的部分世界文化复兴。中华文化复兴的首要问题是全民族应当有文化复兴的自觉，文化复兴要面向现代化，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文化，要创造一种包括全新的话语体系、全新的战略观念、全新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等具有世界普适性的文化。二战之后西方各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萧条，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之所以没有陷入金融危机，就是因为借鉴或运用了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他认为全球化说到底就是经济政治文化打破民族国家界限、冲破原来体制的过程，迎合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实现两种思维方式转变：一是从革命斗争的思维方式转向和谐建设的思维方式；二是从封闭文化建设的思维方式转向开放文化建设的思维方式。 　　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则用三个关键词表达了他对当前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看法，即全球、盛世和高度。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核心词，它充斥在中国学术文献、商业广告、政治活动甚至娱乐生活之中。这种全球定位意识固然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国际社会的需要，但也造成了难以避免的学术文化盲点，使我们的学术活动从选题到立项，从研究到评估都着眼于大题目、大角度、大工程，从而丧失了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对具体社会现实问题的切人能力，出现了普遍的学术泡沫化。学术的盛世意识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停滞于表面问题，好大喜功，不仅不能研究问题，而且不能发现问题，这样 一种学术盛世意识实际上就是鲁迅所讲的浮肿心态。此外，当下中国学术心态还表明出一种高度意识，在成果评价、项目鉴定和职称评定上制度性地喜好用高度一词。他认为当前中国学术的发展应该警惕在所谓中国立场、中国方式的口号之下运用上述三个关键词，应当倡导依存于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