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古籍研究出版者的一种心态.docVIP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古籍研究出版者的一种心态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古籍研究出版者的一种心态 　摘 要：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专家学者、古旧书从业者与爱好者面对中国古旧书业的状况，有何想法是文史研究工作者关注和感兴趣的问题。作者根据陈乃乾对朱赞卿《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的审查意见，对此进行了探究，认为陈乃乾的审查意见反映了当时古籍研究出版者的一种心态。 　　关键词：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古籍研究出版者 心态 　　 　　中国古代图书收藏与交流的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自成体系，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载体。然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由于整个古玩行业都被视为是旧文化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各地的古旧书市场逐渐走向沉寂、萎缩及萧条。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随着国民生活的改善与文化素质的提高，人们逐渐从温饱走向小康，对精神和物质都有了更高的要求，部分先富起来的群体或个人开始关注到文物的买卖与收藏，具有时代气息的当代中国文物市场逐步地形成并且发展起来。文物市场上的陶瓷、书画、古籍、玉器、青铜器、钱币、奇石，种类繁多，琳琅满目。文物既有历史文化的学术积累，又有众多爱好者的现实基础，还可以保值增值。根据一些实际的调查与测算，做文物投资的市场回报率为25%30%。因此，包括古旧书市场在内的文物市场，具有极大的魅力和魔力。 　　然而，从1949年到1978年的三十年之间，许多专家学者、古旧书的从业者与爱好者，面对中国古旧书业死气沉沉的状况，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一直是文史研究工作者关注和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学术界陆续出现了一些很好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论著大都是一些宏观的、概括性的理论研究，很少涉及具体的、典型的个案分析。恰好，我最近收藏了一套原始的历史文献，是朱赞卿与中华书局联系出版《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一书的有关资料，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中国现代古旧书业研究上的不足之处。 　　这套材料，计有朱赞卿的意见一张，朱赞卿《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油印稿一份三张六页，陈乃乾的审查意见一张，中华书局的复信底稿一张。除油印稿之外，其他材料均为手写。 　　朱赞卿是一位收藏家与鉴赏家，酷爱古籍善本与金石书画的收藏。据他自己在朱赞卿的意见当中表示，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前后花费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引用了一百余种书籍，精心编撰了一部《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在即将完稿的时候，作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他托文史馆与中华书局联系，询问书局是否愿意出版该书。意见上还有朱赞卿的通信地址，中华书局的收文印章，以及总编室的批转字迹。 　　朱赞卿将《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的有关材料附于信后。这是一份油印稿，一共三张六页。第一页是序，序言为朱赞卿的好友马瀛民在1958年所写；第二至四页是前言，分成为要旨、范围、体例三部分，而体例部分则再分为十二小点具体说明。最后两页是引用书目的相关说明。可能因为仅是初稿的缘故，油印稿的文字显得比较零乱。 　　中华书局总编室在1960年9月5日收到上述信件及材料之后，随即请陈乃乾提出审查意见。陈乃乾看了之后，于9月7日写出了审查意见。很有意思的是，他的审查意见是写在一张空白的工作日记纸上的。这张纸，应是顺手从一本空白日记簿上撕下来的。纸张比较陈旧，上面印着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星期六等字样。联系到大跃进之后的时代背景，我们就可明白，陈乃乾这样做并无他意，只是为了节约纸张而已，因为当时商店里空空的，纸张更是奇缺。 　　陈乃乾的审查意见全文如下： 　　这本稿子是各书所载藏书家印章上的文字，作成索引。我认为毫无用处。 　　前年上编印《藏书纪事诗》的时候，我提过一个意见，说：藏书家把古书看作私人财产而加以保管，对文化事业不起推进的作用。今后不应该再鼓励私人藏书，对过去的藏书家也不值得加以考证。我现在还保持这个看法。 　　退一步讲，资产阶级欣赏古书，也是以版刻为主。如果曾经名人收藏，可以增加一些欣赏的兴趣罢了。藏印并不是古书价值的主要点。 　　编者从各种书目上抄出，既不了解印章的式样，又不能辨别印章的真伪，对于极普通的藏印竟不能指出姓名。这样一部书，即使在旧社会出版，也不会受人欢迎。 　　陈乃乾 　　97 　　根据陈乃乾这样的意见，中华书局编辑部于10月4日正式复信朱赞卿，表示中华书局不打算出版《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一书。信的全文如下： 　　赞卿先生： 　　浙江文史馆转来您关于编纂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的意见收到了。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很感谢。至于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我们不打算出版，特此奉复，请见谅。您还有其他古籍整理计划，如蒙见告，我们十分欢迎。 　　专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