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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有关民间信仰文化的研究综述 人类学有关民间信仰文化的研究综述 　有关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祭祀圈与信仰圈的概念，日本与台湾方面的学者研究较多。最早给祭祀圈下定义的是日本学者冈田谦，他在《村落与家族台湾北部的村落生活》(日本社会学会年报，1937年）中认为祭祀圈是共同奉祀一个主神的民众所居住之地域。在冈田谦提出祭祀圈概念之后, 台湾学者刘之万、王世庆、许嘉明的研究也涉及到了祭祀圈这个问题。其中，许嘉明在《祭祀圈之于居台汉人社会的独特性》(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78年）中认为，地域组织的基石有三：移民历史；共同聚居的地域范围；共同的祖籍。施振民在《祭祀圈与社会组织：彰化平原聚落发展模式的探讨》(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73年）给祭祀圈的概念下定义指出，祭祀圈是以主神为经、以宗教活动为纬、建立在地域组织上的模式。这样，施振民的研究突破了祭祀圈是宗教信仰的地域范围的单纯指涉，延伸到地域组织、宗族组织、人群分布等领域。同时，他引入了历时性思考，认为祭祀圈也是研究聚落形成发展过程的重要参照点。庄英章在《家族与婚姻：台湾北部两个闽客村落之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4年）的研究中虽没有明确地提出祭祀圈的概念，但是他认为祭祀圈是基于自然系统、水利系统与交通要素形成的，应该以地而非人为因素来理解祭祀圈。八十年代，在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林美容在《由祭祀圈来看草屯镇的地方组织》(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87年）通过考察草屯镇的实地田野经验认为：祭祀圈是为了共神信仰而共同举行祭祀的居民所属的地域单位。祭祀圈的最根本标准在于收丁钱，在划定神明祭祀圈的诸多标准中依照其重要性可依次表述为：(1）建庙或修庙居民共同出资；(2）有收丁钱或募捐；(3）有头家灯主；(4）有演公戏；(5）有巡境；(6）有其它的祭祀活动。在这六条标准中，满足一条以上才可以认定为祭祀圈。 　　 林美容在祭祀圈理论之后提出了信仰圈的概念，她在《由祭祀圈到信仰圈台湾民间社会的地域构成与发展》(台湾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8年）认为信仰圈是某一神明或其分身之信仰为中心，通常历史上大的庙宇，其主神较有可能发展出信仰圈，不过信仰圈的主神也可能是没有庙宇的，信仰圈即是以一神为中心，其信仰的对象就只包括该神及其分身，若该神是某一庙的主神，信徒的祭祀并不包括庙宇中其它的配祀神、从祀神等，它是志愿性宗教组织。信仰圈涵盖一定的地域范围，其范围通常超越最大的地方社区范围。然后她又提出了认识信仰圈的三条标准：(1）有独立于庙宇之管理组织与祭祀组织之外的大型神明会的信徒组织(2）有公庙性质的分香子庙；(3）有很多来自外地的群体性请神。以上三者任一都可以标示是否有信仰圈的存在及信仰圈的范围。 　　 对于祭祀圈和信仰圈与地方社会文化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种取向，第一是将祭祀圈置于地域组织研究的框架下，通过对祭祀圈的考察，来探究族群关系、生态环境以及语言文化等因素对特定地域关系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钱杭的《忠义传说、祭祀圈与祭祀组织》(选自《史林》，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02年第1期）先梳理了薛昌宋父子的相关传说与历史记载，认为以忠义传说而建立的神庙，其功能是满足民众在灵魂关怀方面的宗教需求。然后通过对神庙的宗教活动来研究其祭祀圈的形成与祭祀组织的结构特征；张友庭的《寮村的张公信仰及其祭祀圈的扩大当前中国东南宗族重建过程中村落文化整合的个案研究》(选自《社会》，上海大学，2006年第4期）从文化人类学中的祭祀圈理论出发，以福建寮村民俗中的张公信仰为切入点，描述了作为祭祀对象的张公从私家神到角头神再到村落神的发展历程。通过对张公信仰祭祀圈的扩大和巡神仪式中村落轮值制度的研究，提出了现代宗族的核心概念和现代宗族家族化的分析模式，讨论了在村落范围内公社集体主义体制解体以后，宗族集体主义和村落集体主义的共生共变所呈现的村落文化形态的新变化；孟雅丽《神圣的祭坛三川土族祭祀圈的人类学考察》(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中通过对包括纳顿在内的祭祀活动的考察，进一步以主祀神、参与群体及结合原则的不同，将祭祀圈这一地域组织分为村落性祭祀圈、本家联村组织和超乡镇的祭祀圈三个层次加以探讨。廖顶容、唐先柏在《七美西海岸文化地景、生活空间与传统祭祀圈、产业活动之关系》一文中把传统的祭祀圈切入文化地景以及生活空间进行研究，从祭祀圈不同范围来了解七美和马公神明典故与空间关系，反思信仰后回归生活的思考，社会变迁下人们的生活、空间组织如何被延续等问题。揭示民间信仰与村落之间的关系；林美容《由祭祀圈来看草屯镇的地方组织》(《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87年第62卷）通过对草屯镇的所有地域性民间信仰的组织与活动作一一详尽的探讨，来厘清祭祀圈的内涵和本质，并了解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