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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学研究看中国古代辞典文化 从国学研究看中国古代辞典文化 摘要　国学是中国古代文明成果之精粹。中国古代辞典文化不仅是国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国学的主要体现形式之一。从这个高度认识中国古代辞典文化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有助于在更大背景中研究中国古代辞典文化，在更高层次上认识中国古代辞典文化的价值，丰富国学研究的内涵，突出中国古代辞典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乃至世界辞典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和民族特色。 　　关键词　国学研究　古代辞典文论文联盟wWw.LW 化　辞典史 　　 　　国学作为汉语词汇可以追溯到周代。经过漫长的社会文化演变，国学由最初指代国家创办的服务于贵族子弟的学校转变为在当代特指专门的学问。在古代，字书辞典列入小学，在国学文献中则归属经部。中国第一部百科性质的义类辞典《尔雅》就辑录于《四库全书》经部中。《尔雅》本来属于教学参考书，但是，在汉文帝时期被列为教材，到唐代因科举取士而升格为经，自然获得了其在国学体系中应有的地位。《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以六书理论系统分析字形、解释字义的字典。在《朱自清讲国学》中，国学大师朱自清将其列为首篇予以说解。这充分说明《说文解字》在朱自清的国学体系构架中的文化分量和学术价值。诸如《尔雅》《说文解字》之类的古代字书辞典本身就是国学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与国学著作(尤其是儒家经典)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此渗彼透的互动关联。这种关联延绵不断，内涵丰富而又厚重。国学的发展和国学著作的繁荣影响并引领了中国古代字(辞)典编纂，成为中国古代辞典文化产生、发展、传承和兴盛的主要学术动力。 　　 　　一、古代识字课本是国学之源，也是中国辞典文化之源。 　　 　　识字课本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无足轻重，不过是儿童练习识字的教科书，但是，任何文化中最早出现的识字课本却是初始人类文明的最原始、最直接的智力源。它们记录了古代文明中不可或缺的语言符号，承载着人类文明中经久不灭的文化印记。古今中外，任何文明的起源和演进都与这些古代识字课本所发挥的教导作用密不可分。中国古代识字课本是中华文明和汉语文字至关重要的传承载体，是中国国学最具传播价值的源起，也是中国辞典文化之源。 　　语言符号的开启为文献的出现准备了先决条件。中国文献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70－前1600年的夏代。现存的最早文献是商朝后期殷代帝王占卜时留下的甲骨卜辞。公元前6世纪，孔子依据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的《周易》《尚书》《诗经》《周礼》《礼记》《春秋》等千古不朽的典籍，是中国古代文献的滥觞，也是中国国学文献真正的始祖。而早在公元前827年周宣王时期太史籀所编的《史籀篇》，是中国历史上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识字课本，对国学文献的出现自然有着催化和推进的作用。 　　世界上任何语言的辞典都源自该语言的最古老的识字课本，两者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承继关系。Edmund Coote的《英语识字本》(The English Schoole-Maister，1596)、John Palgrave的《法语基础识字本》(Lesclarcissement de la langue francoyse，1530)、Claudius Hollyband的《法语识字本》(The The，Frenche Schoole-maister，1573)、John Florio的《启蒙识字本》(Firste Fruites，1578)以及William Stepney的《西班牙语识字本》(The Spanish Schoolemaster，1591)都在各自的民族辞典文化中发挥过源头的作用。中国辞典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第一部有文献辑录的蒙童识字课本《史籀篇》。从周时史官教学童诵读的识字课本《史籀篇》，到秦统一后李斯撰《仓颉篇》、赵高撰《爱历篇》和胡母敬撰《博学篇》；从汉武帝时司马相如撰《凡将篇》、元帝时史游撰《急就篇》和成帝时李长作《元尚篇》到扬雄续《仓颉篇》作《训纂篇》以及东汉贾鲂再续《训纂篇》作《滂喜篇》；从汉儒汇辑古代经书训诂编纂《尔雅》到许慎综括六书编成《说文解字》，扬雄博考各地方言、遍采周秦旧籍撰《方言》以及刘熙专用声训撰《释名》，人们可以清楚看到汉语辞典文化从蒙童识字课本、古代字书到字典辞典的演化轨迹，以及它们与社会文明、文字教育、语言演变、文字改革相互交织、互动发展的历史脉络。这种互动关系贯穿于整个汉语辞典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成为汉语辞典发展的直接动力。 　　 　　二、国学是以古代经典著作为根基的，而古代字书辞典主要是为诠释经典文献服务的。 　　 　　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有阅读时在字行间或页边注解词语的做法，这种传统一直为后代人所沿袭。世界辞典基本源自古代智者在名篇经典的字行间和页边留下的阅注或释解素材，它们主要是名篇经典中的难词汇集，当然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