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对《三侠五义》的修订及意义.docVIP

俞樾对《三侠五义》的修订及意义 【关键词】 俞樾/三侠五义/修订/意义 俞樾曾对《三侠五义》进行修订，使其在南方广泛传播，《月月小说》因此誉俞樾以“小说家”之号。俞樾之所以选择《三侠五义》进行修订，源于他对包公故事的兴趣、对古代侠义之风的激赏，并且该小说也符合其 政治 理想。俞樾以朴学大师的身份关注这一部平话小说，使《三侠五义》及其“尚武”精神得以广泛传播，功不可没。 近代文学 俞樾(1821-1907)，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清末著名朴学大师，著有近五百卷的《春在堂全书》及其他著作。“博通典籍”之际，俞樾“旁涉稗官杂流”，对传统士大夫所不齿的小说戏曲投入相当热情。俞樾寓居苏州时，潘祖荫从北京归，向俞樾推荐《三侠五义》。俞樾携归阅之，喜欢之余动手加以修订，并于光绪十五年(1889)由上海广百宋斋铅印出版，题曰《绣像七侠五义》，平步青描述当时情势“沪上石印，风行广播”。这对做过翰林而又以朴学大师之名闻于海内外的俞樾来说，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举动，金文京先生誉此举“在 中国 文学史上，堪称空前绝后之举，应大书特书之”。 一、俞樾改编《三侠五义》之缘由 俞樾自小对通俗文艺有浓厚兴趣，就小说而言，阅读过的不下二十几部，为何选择“粗鄙无文，士大夫多不屑寓目”的《三侠五义》进行修订？俞樾《七侠五义》序云：“尚书云有《三侠五义》一书，虽近时所出，而颇可观。余携归阅之，笑曰：此《龙图公案》耳，何足辱郑盫之一盼乎？及阅至终篇，见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豪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正如柳麻子说《武松打店》，初到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精神百倍。如此笔墨，方许作平话小说，如此平话小说，方算得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乃叹郑盫尚书欣赏之不虚也。”从序看来，俞樾似乎感于《三侠五义》 艺术 上的感染力而为之。俞樾喜欢民间说唱文学，而《三侠五义》的平民化，对世态的描写， 自然 深得俞樾的赞赏。但若 分析 一下，可发现另有一些深层原因。 第一，源于俞樾对包公故事的兴趣。俞樾阅读过《龙图公案》及有关包公的戏曲，著述中有不少对包公本事的考证。《小浮梅闲话》中，俞樾通过《宋史》包公本传、李辰妃传考证包公与李辰妃的故实，这些考证出现在他修改的《七侠五义》第一回。俞樾还从其他笔记，辑得一些有关包公而未被小说家们发现的故事，如《茶香室丛钞》卷三《包顺》引宋王鞏《甲申杂记》、卷四《包孝肃公子妇崔氏》引宋韩元吉《南涧甲乙集·庐州重建包二公祠堂记》、《茶香室三钞》卷二三《张清风》录明郑仲夔《耳新》载张清风事及《茶香室四钞》卷二十《包孝肃为东岳速报司》引吴翌凤《逊志堂杂钞》载有关之事等等。俞樾对《龙图公案》里的八大王亦做了考证，见《茶香室丛钞》卷二《八大王》条，《七侠五义》第一回末亦作了说明，还增加沈俶《谐史》有关八大王的记载。这些说明俞樾对盛传的包公故事颇为留意。 第二，源于俞樾对古代侠义之风的激赏。俞樾在《七侠五义·序》盛称小诸葛沈仲元“从游戏中生出侠义来”，可见对侠义之会心。从俞樾的著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俞樾对民众的高义与侠烈行为相当推许和赞赏。《五五》（《俞楼杂纂》卷四十三）中俞樾首列“五义”一门，以曲园叟名义论曰：“立人之道，曰仁义，然余以为仁义非有二道也，义者所以行其仁也，是以伯夷叔齐扣马而谏，太公谓之义士，而孔子以为求仁而得仁。仁义岂有二哉。余观匹夫匹妇之所为，有士大夫所不及者，殆古之所谓义士者欤。孔子不云乎义以为尚，故著斯篇。”《五义》第一则的王全，《五奇》第一则虬髯公般的武昌舟人髯艄公，《右台仙馆笔记》卷三第十七则盗亦有道的“梁上君子”及卷十五第三十五则所写的张翁与某翁等等，都是有高义的普通百姓和侠士。 《三侠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恰好暗符俞樾对侠义的审美要求。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五鼠，以及智化、艾虎等，他们都具有劫富济贫、伸张正义而又身怀绝艺的特征。南侠展昭“真是行侠仗义之人，到处随遇而安，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拽根，只因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 （十三回）。丁兆兰亦言“你我行侠尚义，理当济困扶危，剪恶除奸”（六十回）。欧阳春更具有古代游侠的特征，也是《三侠五义》里惟一一个最后不受官家管束的侠客。而如寇珠、余忠之类的小人物，寇珠“为人正直，素怀忠义”，余忠“作事豪侠，往往为他人之事奋不顾身”，为了救主，二人都甘心失去自己的性命。还有张别古，“好行侠义”，与冤魂无亲无故，却一趟又一趟带乌盆上公堂，为其鸣冤。这些人物身上所具有的品格都符合俞樾对侠义行为的欣赏。 第三，《三侠五义》符合俞樾侠士与清官结合、共同戮力除奸的政治理想。《三侠五义》里侠士和清官生存的 社会 基础是“四海升平，万民乐业，真是风调雨顺，君正臣良”（第一回）。宋仁宗知人善任，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