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启蒙与国民话语的中间物形态_0.docVIP

“五四”启蒙与国民话语的中间物形态 【 内容 提要】 “五四”时期，国民话语恰如其分地扮演了救国拯己的关键角色，当时人们谈论最多的民主、 科学 、自由等观念，多是作为“群体”、“ 社会 ”的代名词而出现的，“个体”、“人本”的成分极其稀薄，“国民”的天平明显倾向于“国”。国民话语的这种中间物形态使得“五四”知识分子在破坏偶像、颠覆传统的同时，始终延续着民族的忧患意识与承担精神。激烈的反传统只能使他们在更宽的视野中反思传统，而不能脱离传统。 一 民族精神与国民话语 “五四”是一个思想活跃、主义丛生的 时代 ，西方近 现代 以来的启蒙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相继涌入国门，被先进知识分子作为救亡图存的思想资源进行广泛传播。与此同时，标举“内圣外王”、“格物致知”的儒家传统，在西学东渐和社会变革的双重夹击下，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但是，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精神却顽强地延续着。传承民族精神不仅符合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观念，也表达了他们冲破传统礼教的愿望。严复曾说：“今吾国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则径而言之，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疗此贫、起此弱者，皆可为。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这里，严复不仅认为思想启蒙必然从打破传统道德成规开始，而且明确指出“愈愚”是民族救亡的首要目标。事实上，在民族危亡、国人即将“从世界人’中挤出”之际，能够给启蒙先驱们以力量，使他们不顾向西方 学习 而被视为夷狄禽兽的责难，竭力求道的，正是家国兴亡、匹夫有责的承担精神。否则，就无法解释传统文化在西方思潮冲击下何以能保持鲜明的主体风格和战斗精神。这种民族精神非为一人一时所具有，而是中华民族绵延千古的生命脐带，为这种舍我其谁的精神所策励， 中国 知识分子始终怀抱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 如果说国难民艰的社会现实激发了启蒙先驱的忧患意识与承担精神，那么外来思想的刺激则增强了他们“新生”传统文化的迫切愿望。1901年，梁启超以一种亢奋的心情写下“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的豪语，表达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到了“五四”，这种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更显充沛，陈独秀强调“自觉之奋斗”和“抵抗力”之重要，胡适礼赞“永不退让，不屈服”的时代精神，李大钊号召青年“冲决过去 历史 之罗网，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族，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从陈独秀的“自觉之奋斗”到李大钊的“青春之再生”，民族精神中的忧患意识和承担情怀转化为一种“否定”与“新生”共存的家国信仰，这信仰一方面指向传统文化的批判，一方面归属民族精神的重建。1921年，郭沫若在他的诗集《女神》中，借助“凤凰再生”意象，将由民族“新生”愿望转化而来的批判意识抒写了出来——旧的污浊的世界就要毁灭，一个新的光辉而温暖的世界就要诞生。巴金后来回忆说，他的青少年时代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如痴如狂，好像生活在”梦的世界”。显然，“梦的世界”是一个信仰的世界，一个正在新生的世界。 “五四”时期，与忧患意识结伴而来的是“国民话语”的出场，依据启蒙先驱的救亡逻辑，国家四分五裂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的劣根性上，因此，“国民”一词在他们的笔下往往动辄得咎。立“国”必先立“民”，建立民族国家必先有先知的国民，梁启超的“新民说”就是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提出的。早在辛亥革命时期，梁启超就从“权利”、“责任”、“自由”、“平等”、“独立”等五个方面对国民性的缺失作了细致 分析 ，他说：“何谓国民?曰：天使吾为民而吾能尽其为民者也。何谓奴隶?曰：天使吾为民而卒不成其为民者也。故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受压制，而国民尚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此奴隶与国民之别也。”从这一前一后的对比回答中，可以清楚地看见国民话语的“中间物”形态。 “中间物”是近年来鲁迅 研究 的一个重要范畴，这里用来指国民话语中上有国家、下有个人的中间形态，当“人”的 问题 因社会层面的救亡现实而暂时搁置起来之时，“国民”恰如其分地扮演了一个救国拯己的关键角色。如果说从辛亥到“五四”，启蒙先驱在精神领域已经突破了几千年来传统文化介于国家和自我之间的“家族”观念，那么，“五四”前后的国民话语则将个体生命与国家社会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即民族取代家族，国民代替君主，自由替换专制。应当说，国民话语的出场带有很强的“群体”色彩，当时人们谈论最多的民主、科学、自由、独立等观念，多是作为“群体”、“社会”的代名词出现的，“个体”、“人本”的成分极其稀薄，“国民”的天平明显倾向于“国”。国民话语的这种中间物形态使“五四”知识分子从一开始起就陷入到一系列矛盾之中。 首先，理想与现实的纠缠。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