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苔花集》到《古今集》：被迫“纯文学”.docVIP

《苔花集》到《古今集》：被迫“纯文学” 《苔花集》到《古今集》：被迫纯文学 一、批评家黄秋耘 　　在写当代文学史的时候，读了许多黄秋耘先生的文章，对他十分敬佩。不仅是才情学问，人格也是重要的理由。90年代，不止一次有这样的念头：回老家揭阳路过广州，一定要去拜访、请教，表示我的敬意。但我是个想得多做得少的人，加上见名人面总有不自禁的恐惧，因而到他去世也没有实现。， 　　作为当代作家，黄秋耘（1918-2001）给读者留下记忆的，可能是他写于60年代初的短篇《杜子美还乡》，和80年代的散文《丁香花下》。其实，《杜子美还家》和《丁香花下》，艺术都不算出色，在当代，黄秋耘的功绩应该是批评方面。《苔花集》和《古今集》五六十年代的两个文学评论集。前者出版于1957年，后者出版于1962年；但两个集子的面貌却有很大差异。这显示了以1957年为分界线黄秋耘的状况、写作发生的变化。 　　《苔花集》出版者是新文艺出版社，署名黄秋云，是只有81页的小32开本小册子，朴素的灰白色封面；现在当然再不会有这样寒碜的出版物了。它收入黄秋耘1956到1957近两年的27篇文艺短论。扉页引录清代郑板桥诗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得以知道书名的来源。 　　黄秋耘30年代参加抗日学生运动，加入中共，40年代从事地下工作和文化方面的活动，在50年代也算是老革命了。50年代初任职广州、福建等地的报刊和通讯社。1954年，中国作协副主席邵荃麟提议，将他调任刚创办的《文艺学习》编委。在1956至1957年的文学革新潮流中，黄秋耘是积极分子。他给人印象最深的，一是他与主编韦君宜等一起，主持《文艺学习》在1956年底到1957年初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这一讨论，是十七年中为数不多的有深度，也较能容纳不同意见的一次；除了读者来稿外，先后组织、刊发李长之、彭慧、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马寒冰、秦兆阳、唐挚、刘宾雁、康濯、艾芜等作家、批评家的文章。《文艺学习》原是面向青年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普及性刊物，但这次讨论，显然超越这一定位。 　　这个时期黄秋耘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发表了针对文艺现状的系列短论，如收入《苔花集》中的《启示》《肯定生活与批判生活》《锈损了灵魂的悲剧》等。《肯定生活与批判生活》登载于《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原来题目是《不要在人民的疾苦目前闭上眼睛》，可能是过于刺眼，收入集子改了题名，个别文字也有改动。《苔花集》出版后，他还写了《犬儒的刺》（《文艺学习》1957年第5期）和《刺在哪里？》（《文艺学习》1957年的6期），这是当年影响很大的两篇文章。下面，摘引他的几段文字，可以见识他当年的一些主要言论： 　　缺少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心，缺少对生活的高度热情，缺少己饥己溺，民胞物与的人道主义精神，缺少死守真理，以据庸愚的大勇主义精神，就没有崇高的人格，也没有崇高的艺术，剩下来的只不过是美丽的谎言和空虚的偶像。（《启示》） 　　庄子说，哀莫大干心死。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冷淡和麻木就是犯罪的行为。没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那样的坚韧革命斗志和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则不足与语人生，更不足与语艺术。（《启示》）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病态的悲观主义是可怕的、危险的，但是廉价的乐观主义也同样有害。今天在我们的土地上，还有灾荒，还有饥馑，还有传染病在流行，还有官僚主义在肆虐，作为一个有高度政治责任感的艺术家，是不应该在现实生活面前，在人民的困难和痛苦面前心安理得地保持缄默的。（《肯定生活与批判生活》） 　　（文艺界存在随声附和、推波助澜现象，有些人善于见风使舵，毫无特操。是什么东西使得他像蜥蜴那样善于变色？）是对于舆论的压力和传统的权威的畏惧，是利害之心重于是非之心鲁迅先生说得好：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他们就是如此的不同。（《犬儒的刺》） 　　西蒙诺夫在谈论苏联文学界的现状时曾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不管木刺埋在肉里多么深，为了不致使它溃烂，就必须把它拔出来我们的肉里也埋着一根刺，这根刺埋得那么久，那么深，有些人甚至习以为常，不觉得痛苦了。这刺，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给我们带来的害处。 　　在讨论我们文学界的现状时，许多同志都为目前文学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的低落耽忧，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的文坛充斥着不少平庸的、灰色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我以为，教条主义理论指导思想对于创作的桎梏，强使作家接受一种认为文学作品只应歌颂光明面，不应揭露阴暗面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刺在哪里？》） 　　黄秋耘还没有明说地批评那个时期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如1955年中国作协秘密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事件）说：是结束这一切与人生毫无价值的痛苦的时候了，是除去这一切制造并赏玩痛苦的昏迷和强暴的时候了。它们体现了黄秋耘所坚持的启蒙主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