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绑架”富人与媒体逼视-试论公共媒体对私人领域的僭越.docVIP

“舆论绑架”富人与媒体逼视-试论公共媒体对私人领域的僭越 内容 提要：媒体逼视造成被报道对象遭受不应该承受的压力，是传媒 社会 角色的错位。本文以“穷父救女求助富人”事件为个案， 分析 媒体逼视导致的传媒功能失调以及媒体频频僭越私人领域的原因和规避。 今年春节前夕，沈阳《华商晨报》连续报道的“穷父救女求助富人”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吉林农民刘福成为了给11个月大的女儿 治疗 先天性心脏病，在花光了东拼西凑借来的6万元后，写信向他听说过的“ 中国 富豪”们求助。在第一封求助信发出10天没有回音的情况下，刘又分别写信给更多的“中国富豪”，并将此事告知媒体。获悉此事的《华商晨报》不仅公开了被求助的六位富豪的名字，而且不断打电话询问富豪们的打算和反应。对于有捐款意向的富豪，媒体热情报道，而还没有捐款的富豪则在报道中被再次点名。“穷父救女求助富人”事件在《华商晨报》刊出的次日，全国许多报纸加以转载，电视媒体也迅速跟进——转瞬间，一个本来很普通的私人求助事件，因为媒体的公开与放大而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话题。在围绕这个话题的众多言说中，政府救助体系的缺位成了一个反思的重点，相形之下，对新闻界伦理规范意识缺位的反思就显得不那么清晰了。尽管有的评论明确指出，这是媒体对富人集团的“舆论绑架”、“道德强制”甚或是“逼宫”，但要对相关的新闻伦理道德进行系统梳理，光有这些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还是远远不够的。 面对这样一件私人性的求助事件，媒体将被求助的6位富豪公开“点名”并对他们的反应“持续追踪”的做法，是典型的媒体逼视。媒体逼视是对私人领域过度公开的报道行为，这种行为给被报道的个体带来他们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同时也造成了大众传媒的功能失调，是新闻媒体社会角色的错位。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媒体如此明显地僭越私人领域，还是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媒体的“慈善之举”，这也说明“媒体逼视”这一广泛存在的新闻伦理 问题 ，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警惕和重视。 媒体逼视对个体的压力 媒体对私人领域过度公开会给处在媒体“逼视”下的被报道的个体带来莫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是他们在正常的私人情境中本不必承受的。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 理论 ”认为，社会是一个由多重剧幕组成的大舞台，而人们在社会舞台上的角色行为与他们“表演”的区域——社会情境有很大的关系 [1]。例如在一个朋友聚会上的聊天可以轻松随意甚至可以有点肆无忌惮，而在大学校园里做演讲则被期望是严谨和有价值的。当社会情境改变的时候人们的角色扮演也会随之改变，否则就可能因为角色行为不适合新情境的社会期待而产生压力 [2]。一个穿着睡衣到办公室上班的人肯定会感到同事的侧目和讶异，因为他在私人情境中的角色扮演（穿睡衣）显然不适合一个新情境（办公场合）的社会期待。 戈夫曼提出的社会情境更多是从行为发生的物理场所和面对面人际交流的传统关系中来考察的，而媒体理论家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则指出，与物理场地类似，媒体同样可以展示或隐藏某些东西，从而创造出新的“信息场景”[3] 。媒体新情境与私人情境的区别在于：一方面，大众传播 时代 新闻媒体迅速而广泛的“传通”能力使得媒体新情境可以轻易聚集起海量观众，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公开”；另一方面，新闻媒体有限的关注容量和对社会生活“探照灯”式的反应方式本身就使媒体新情境具有“舞台化”的效果，而媒体越是刻意渲染，媒体新情境的“舞台化”效果就越强烈，给被报道对象赋予的象征意义也就越明显。这样，当媒体把处在私人领域的人不加保护地强行曝光于媒体新情境时，被报道对象在原有私人情境中的角色行为一旦不能适应媒体新情境的社会期待就会感到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个人或者被迫改变原有角色行为以适应新的期待，或者因无法完成转变而感到窘迫和不安。 本来，富豪们是否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提供帮助应该完全出于他们个人的意愿，是无可厚非的。首先，富豪们并没有道德义务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提供帮助。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富人们要纳更多的税，这就是社会公平杠杆向弱势群体倾斜的表现之一。在完成了社会义务和承担了社会责任之后，富人也有做自己的事的权利和自由，而不必去当谁的救世主 [4]。其次，即使富人们在道义上愿意帮助处在困境中的个人，客观上他们也无法对每一个求助者都伸出援手。报道中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在表示了捐款意向后也对记者说：“接到的这类信件很多，我们不能全都帮助……”。当有记者问刘福成“有没有想过，如果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都像你一样给富豪写信，怎么办”时，刘福成也回答说：“我觉得他们肯定会进行选择吧……”。可见，在一个正常的私人求助情境中，被求助的富人无论捐助与否都是无可指责的，他们本人也不会感到有什么道义上的压力。 但是，当媒体把这一情境公开化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