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旧体诗与中国现代文学_1.docVIP

如何看待旧体诗与中国现代文学 作为一种边界相对固定的 研究 对象的“ 中国 现代 文学”，本是不包括以文言和格律为主要形式特征的旧体诗的。因为我们过去长期把“现代”有意无意理解为与传统的决裂或“告别”（注：关于这一 问题 ，严家炎先生有系列文章进行剖析辨别，可参见严家炎《五四的误读》，福建 教育 出版社2000年6月版。），所以“现代文学”基本上等于“新文学”，一切跟“旧”沾亲带故的文本，便都理所当然地被拒斥于“现代”的大门之外。 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时性进展过程中，旧体诗事实上一直没有断绝，而且也没有将要断绝的迹象。不但旧文人在写，新文学作家也写； 科学 家在写， 政治 家也写；旧军阀和新军人也写，而且还有一代又一代的年青人在写。甚至到了新诗已经降生将近100年的今天，我们依然无法断定在全中国是写新诗的人多还是写旧体诗的人多。特别是到了现在的 网络 时代 ，旧体诗天上掉馅饼一般获得了一个五四以来的空前自由的创作空间。旧体诗爱好者可以在网上互相交流切磋，旧体诗不再是仅仅属于老干部歌功颂德的专利品了[1]。尽管迄今为止现代文学的文学史没有把旧体诗列为研究的对象，但是它的存在、延续和 影响 已经是不可动摇的事实。因此，已经开始有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者尝试着要把旧体诗列入其内。既然我们能够宽容通俗小说进入现代文学史（注：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的最重要变化即是在每个十年都专门开列了通俗文学一章。）程光炜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2000年）也专设两章讲授通俗文学。），那么把旧体诗也写进来，似乎应该是合乎同一逻辑的。这一逻辑就是，不再把现代文学仅仅等同于新文学，而是理解为在现代性进程中所发生的文学。在这个同步的进程中，旧体诗不仅仅成为现代文学的传统文化资源之一，旧体诗自身也受到新文学和新时代的影响而发生着演进变化。随便举个例子，就不难证实这一点： 沁园春·梅州监狱小记 旧式长枪，新型小铐，押进监仓。待执勤搜罢，现金手表。牢头发下，条例规章。分散编班，集中训话，逃跑决无好下场。才一日，看衣皆囚服，头尽理光。 人生难得一番，将此处辛酸细品尝。任轻伤重感，药唯去痛；一年四季，米总霉黄。打架偷摸，都该受罪，况尔杀人放火狂。休烦恼，尽无期死缓，小住何妨。 这是广东杂文家陈章先生写于20世纪末的一首词，除了严守《沁园春》词牌的格律之外， 内容 和思想都是“现代”的。这样的作品或许不能进入“现代文学史”，但应该不应该算做“现代文学”呢？ 再如聂绀弩先生著名的《锄草》诗： 何处有苗无有草，每回锄草总伤苗。 培苗常恨草相混，锄草又怜苗太娇。 未见新苗高一尺，来锄杂草已三遭。 停锄不觉手挥汗，物理难通心自焦。 培苗每恨草偏长，锄草时将苗并伤。 五月百花初妩媚，漫天小咬太猖狂。 为人自比东方朔，与雁曾征北大荒。 昨夜深寒地全白，不知是月是春霜。 据说胡乔木称赞聂绀弩的旧体诗道：“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这个评价或许过高了，但恰好说明旧体诗是可以“现代”的。把传统理解为“旧”，把“现代”理解为“新”的理路，大约要调整调整了。 　　　　二 现代文学中的旧体诗，在新诗的挤压之下，自觉不自觉地退回到个人领域，即使表现国家 社会 问题，也是从个人角度出发，与新文学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在整体上，旧体诗较少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建构，更多地是歌咏风花雪月和遗老遗少情愫，这一点在1949年以前尤其明显。而1949年后，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但是在整体上，旧体诗仍然属于文学主流之外的“潜在写作”。我从网上得知，上海在1949年以后创办的一份民间旧体诗刊物居然贯穿整个50年代，存在了10年： 《乐天诗讯》创刊于1950年元旦，是由上海一些工商界和文化界人士发起组织的“乐天诗社”的会刊。“乐天诗社”组建于1949年上海解放后，吸收的会员一直是以上海和江浙地区人士为主，但也有北京、天津、四川等其它一些地区的旧诗爱好者参加。诗社的成员，层次不高，不管是在工商界，还是在文化界，都属中等偏下，决无社会名流加盟其间；诗作的水平也很不够格，绝大多数作品，只能说是徒供其自娱自乐而已。虽然说《乐天诗讯》的 艺术 价值不高，但是作为建国初期的一种民间旧体诗刊，却可以用作研究那一段时期传统旧体诗词在民间 发展 的状况和民间社团的活动情况等方面问题的绝佳资料。[2] 10年之间，主流文坛对它不鼓励、不理睬、不批判，任其自生自灭，可见其“无关大局”。新 中国 文艺的领导者对新文学的动向明察秋毫，而对旧体诗却不置可否。用一个现在时髦的词儿，真是“吊诡”。陈思和先生所著的当代文学史中格外突出了“民间写作”，其实主要突出的是带有对抗主流色彩的作品。而真正跟主流保持“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姿态的，恐怕还是旧体诗。连 政治 家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