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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与新文学的萌芽 【 内容 提要】 新文学的发生，在客观上经历了传教士——维新派士大夫——辛亥志士这一文化传播的三级跳过程，是域外文明的进入与绵延不断的传统文化碰撞的结果。文化传播媒介的平民化特质使文学创作者的身份普泛化、文学传播市场化、文学接受大众化，这是前所未有的变革。文化传播这一过程为新文学萌芽造就了一个新知识群体，他们将民主、 科学 的文化思潮带给了新文学；与此同时的域外文学翻译带来了 中国 文学观念的变革，使小说、戏曲由传统文学的婢女地位登上文坛的霸主宝座；自晚清开始的白话文运动一直到新文学的萌芽，是一个有机的 发展 过程。 【关键词】 文化传播/平民化/知识群体/文学变革 论及新文学的渊源，要么远祧明末，被认为是“童心说”、“性灵说”的张扬（注：参见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30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年12月版。）；要么被说成是新文化运动干将努力为之的结果（注：参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学术文集》150 页，中华书局1993年9月版。）。而对距此不到10 年的维新派的作用言而慎之，认识不够，即使有人谈及，也多从文学改良与挽救清政府衰亡之命运方面入手。不仅如此，更少有学者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革新主张与新文学的形成关系作出恰当的 历史 评价。这一切都 影响 了对新文学源流、成因及其特质的准确把握和认识。为此，本文立足晚清民初域外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和对话的历史背景，从文化传播和文化参与的视角来探讨新文学萌芽的要素。新文学的发生，不是20世纪初一帮留学生振臂一呼，于一朝一夕发动起来的，它在客观上经历了传教士——维新派士大夫——辛亥志士这一文化传播的三级跳过程，是域外文明的进入与绵延不断的传统文化碰撞的结果。晚清十字军东征带来的剑与火在刺伤国民自尊的同时点燃了域外文化与传统文化碰撞的导火索，士大夫们从拒斥、犹豫中开始反思，文化“开启民智”、文学救国的烽烟四起。之后的辛亥革命中，一股激进的文化革新思想几乎与如火如荼的革命同时成长，势如破竹。这一切都使得域外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的面对面的冲突和碰撞，从而激活、重构、刷新着传统文化，引入了令民族震惊和自省的世界文化的参照系和坐标。由文化传播而导致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一趋势，催生了新文学，并不断支配、影响着其变革的流向，这是20世纪初新文学发生、演变的基本形态。 　　　　一、传媒与文学传播通道的变革 曹聚仁先生曾说，“中国的文坛和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闻事业发展史”（注：曹聚仁《文坛五十年》8页、83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6月版。），此话一语中的。新文学从萌芽、发生以及之后的演变都是与报刊息息相关的，报刊是新文学得以广泛传播的载体，也可以说，近代报刊的崛起催生并哺育了新文学。所以，为论述文化传播与新文学的关系，首先得廓清这一文化传播媒介的发展轨迹。 中国曾产生过世界上最早的报纸——邸报，一种传达君臣间消息、官员迁谪信息的政府机关报。但是，近代以来的 现代 报业却是由外国传教士带动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这一过程伴随着入侵的枪炮带给了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可笔者还是认为传教士在这一点上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人为地缩小、回避其在报刊史上的地位，极不利于对新文学渊源的考察。 1815年8月5日，转道美国历尽周折到达中国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33年，传教士麦都士与郭力士先在广州，后迁至新加坡出版有《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是曾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种中文期刊。戈公振在《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中称：“据《时事新报》记载，由嘉庆廿年至咸丰十一年之四十六年中，计有报纸八种，均教会发行。”（注：戈公振《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载《国闻周报》1927年4卷5期。）叶继元在《核心期刊概论》中把中国期刊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其中萌芽时期（1815－1890）的期刊大都为外国传教士所办。1860年以前，只有8 种宗教性期刊（这与戈公振文章中提到的数字一致），至1890年，共有127种。 书中还转载了美国传教士范约翰于1890年提出的一份中文报刊目录，其中提及76种报刊的名称，40种是宗教性质的，36种是世俗性的（注：叶继元《核心期刊概论》2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版。）。 列举这一系列数字旨在说明一个 问题 ，尽管外国传教士所办报刊数目无法准确统计，但其在华创办报刊的大致轨迹还是可以清楚看出的，绝非文化侵略一语可以盖过。传教士作为文化人士的互动带来了文化的交流，从宗教传布到 自然 科学知识、域外时事新闻、 经济 活动、文化习俗的报道，均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兴起。它不但是维新前中国士大夫借以了解域外文化的窗口，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