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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无力与救赎 文学的无力与救赎 文学的位置 　　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是明天的历史。 　　当我们以考据者的姿态，在蒙尘泛黄的故纸堆里掏挖的时候，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后人掏挖的对象。鲜活的终会风干，清晰的终会模糊，近在咫尺的终会远在天涯。我们，连同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终会化为枯枝败叶，被岁月那只蛮横之手，无情地扫进历史的填埋场。 　　人一出生，乐观地讲，是在成长，是在壮大，像树木一样地发芽开花；但悲观地讲，所有的人，都不过是在匆匆赶往填埋场的路途。 　　大浪淘沙，多少繁华凋敝，多少泡沫破灭，唯有千疮百孔的礁石，才岿然不动地屹立着，成为令人瞭望的风景。 　　礁石之所以没有被浪花击碎，在于它不但骨骼坚硬，而是有着深厚而牢固的根基。冒出水面的礁石，仅为冰山一角，更为雄阔的底座，存在于我们这些常人的庸眼无法洞穿的水面之下。 　　成为礁石，还是成为浪花，借用莎士比亚剧中人物哈姆雷特的话说，这是一个问题。 　　世间的文学写作者数以万计，每个人出发的原由和想要抵达的目的地，并不完全雷同，直白一点说，就是各怀心思。有人带着伤痛上路，所有的前行，都是为了疗伤；有人奔着领奖台迷醉的光圈微笑，眼红心热，摩拳擦掌；有人想搭桥敲门，从此岸走向彼岸，从草莽之低攀至庙堂之高当然，也有人冰清玉洁，胸怀凌云之志，力图通过笔纸来济世，通过言说来赎魂，像殉道者那样，不怕山高路远，不惧夜黑风啸，奋不顾身地勇往向前，从而使自己从平凡走向不平凡，从卑贱走向高贵，甚至幻想着能让自己化为一尊礁石，永恒地耸立于历史长河的岸边。 　　动机不同，行为就有所差异。表现在具体的写作中，就各有路径，各有取舍，各有侧重：有人为眼前的利益而殚精竭虑，有人在为永恒的价值而形容枯槁。前者很现实，只是把文学当作车马，造车养马，不过是想让车马驼着自己，去金矿攫取金银，去果园摘取甜果，去楼堂纵欲享受。这样的写作，究其实质，和官场逢迎，和商场投机，乃至于和酒店卖春、街头卖艺、入室盗窃、贩卖萝卜白菜等等，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千方百计且最大程度地受益和获利。只是相比于那些依靠小伎俩或下苦力而讨得生计的人，写作似乎显得更为儒雅，更为体面，更为冠冕堂皇一些。但西服的笔挺，并不能遮蔽骨头的蜷缩。妓女卖身，写作者卖魂，不知谁该可怜谁，也不知谁该鄙视谁。在一个礼乐崩坏的年代，妓女卖身，不一定皆源于生活所迫，其中不劳而获的欲念，大概是引诱她们自甘堕落的主因。但妓女卖淫，污染的区域仅限于方寸之间，波及的范围也仅限于某些个体。但写作者就不一样了，他是站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着公众发言，其一举一动，一声一语，都能对世道人心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他嘴里飞出的唾液，或像氧气，或像细菌，经过旧媒体新媒体地不断发酵与传播，在天地之间弥漫漂浮，究竟有多少人与之相遇，并吸入腹腔，难以统计和估量。尤其是那些顶着著名二字的写作者，其文字的辐射力和扩散度，更为强大和纵深。 　　我们必须承认并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供养肉体存活的空气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滋养精神的空气，即人们常说的社会氛围。精神空气的营造者之一，便是文字。文字给精神领域输送着补给，输送着营养，也输送着毒品，输送着麻醉剂。看起来都在使用老祖先发明的方块文字，但不同的作者将其予以不同地排列组合，其意蕴与格调，就呈现出了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万千景致。这些文字，作用于人的观念或心灵，其效能完全相左：有的促进精神的灿烂，有的催发精神的溃烂；有的像火柴点亮人心的灯焰，有的像麻醉剂迷糊人的心智。文字不是米面，可以吃喝；但文字却如同果汁，可以饮用。文字是香精，读者就吞咽香精；文字是鸦片，读者就吸食鸦片；文字是甜蜜素，读者就吮吸甜蜜素。 　　简言之，文学对于世风，对于人的精神塑造，并不天然地具有正面的价值，相反，在当下追名逐利的现实环境里，急功近利式的文学大跃进，繁衍出了一种奇异的繁荣：出版物汗牛充栋，叫卖声此起彼伏，号角的调门越来越高，颁奖的锣鼓越敲越响，但真正能让人过目不忘的作品，却宛若秃子头上的毛发，甚为稀缺。思想苍白，艺术困乏，肾虚而又软骨，平庸而又无趣，像一片片浮叶飘飞，像一只只彩球鼓胀，装扮出了一个贫血年代浮肿的面目，也描绘出了一个浮躁春秋的文学浮世图。 　　平庸，是大部分作品的共性。文学是个体化的劳动，任何组织化的大规模生产，注定徒劳无益。大跃进时期的炼钢炉铸造了无数的铁疙瘩，多快好省样态下的文学大跃进，也必然大批量地喷吐出泡沫化的垃圾。作为个体化很强的文学创作，一个创字，就暴露出了它对创造性的渴求与期待是何等地强烈。文学不是竞走比赛，必须沿着既定的线路迈步。文学是各走各的路，各吹各的调，最惧怕整齐划一，最忌讳步调一致。尾随成功者亦步亦趋，紧跟社会风潮翩翩起舞，都不是文学应该有的姿态。 　　然而，跟风形成的平庸，远不是文学的致命伤，盲从与附和，趋炎与附势，谄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