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的想象困境.docVIP

新文学的想象困境 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十卷本《 中国 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1917-1927）》。时值新文学受到复古运动、革命文学等多方挑战。大系的编辑出版，捍卫了新文学的合法性。然而新文学并非像革命文学一般单纯的高歌前行，它自身矛盾重重。它既绝决，又犹豫；既目标明确，又左右顾虑。大系各卷的编辑者本身也是阵营各异，分歧众多。就在这众声喧哗中他们描述了新文学的灿烂图景，又无可避免地表现出他们的想象困境。本文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 理论 系》为主要依托浅析这般困境。 （一）语言困境 新文学倡导者以语言作为文学革命的切入点，他们认为，语言是写作的工具，语言的性质决定作品的性质。文言是古人表达情感的工具，而白话则表达 现代 人的情感，所以文言是死文字，白话是活文字，以文言创作的文学是死文学，以白话创作的文学是活文学。因此文学创作应以白话为宗，大力提倡白话文学。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把新文学创造分三步走：（一）工具；（二） 方法 ；（三）创造。前两步是预备。第三步才是实行创造新文学。”[1]“（一）工具。古人说得好工谷善其事，秘先利其器。写字的笔要好，杀猪的刀要快。我们要创造新文学，也须先预备下创造新文学的工具。我的工具就是白话。”[2]陈独秀、钱立同、刘半农、傅斯年等新文学运动主力与胡适一致倡白话废文言。 但 问题 在于理论倡导与实际写作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先行者们构想的白话文学在新文学发难期难以如愿实现。他们时常体验到白话作文的艰难与痛苦。俞平伯曾言“我总时时感到用现今白话作诗的苦痛。白话虽然比文言便利得多，但是缺点也还不少呵，所以虽认现行白话为很适宜的工具，在理想上却很不能满足。”这种矛盾与困惑在新文学同仁中普遍存在。读一读胡适、俞平伯、刘半农等人的作品，很容易觉察他们从文言向白话转换的艰难。甚至新文学大师鲁迅的作品文言成分也较多。 文言与白话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模式。中国新文学以白话为宗，彻底转变几千年的表达方式，这无疑是中国文学 发展 中的一个巨大变革。它体现出一种锐志进取的精神状态，但白话从文言的长久压抑中被发现被提升，它刚刚起步，没有范例，一切都需探索。而文言已有一套成熟又独具魅力的表达方式。它的简法、韵味是让任何一个新文学作家着迷的。先驱们本身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突然间，要抛弃耳濡目染的文言，支开创另外崭新的白话文学，不得不陷入一种进退两验的境地。经过一段时间的激情叛逆，倡导者又开始重新审视文言。胡适中《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方来辅助。”鲁迅也主张“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3]对文言价值的重新认识，是先驱对新文学语言认识的深化，也是摆脱困境的途径。 （二）启蒙困境 中国新文学诞生在一个动荡不安民族危机的年代，它一开始就承担着启蒙与救亡的使命。启蒙即人的启蒙，救亡即国家与民族的救亡，二者共同时地发生，使得新文学倡导者又一次陷入困境。 启蒙即唤醒个人的意识，包括自由、平等、人权等。中国历来不存在个人，在先驱者看来，中国人过得是非人的生活，文学是非人的文学，他们充分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把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置于高至高无上的地位。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言：“ 社会 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一个再造社会的分子。孟轲说穷则独善其身，这便是易卜生所说救出自己的意思。这是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发展个人的个性，需要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4]这样才可造出独立的人格。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的理论，个人主义和人间本位主义是其理出发点。他认为“人的文学”就是“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 研究 的文字，便谓人的文学。”[5] 而民族救亡也愈来愈紧迫。20世纪初的中国危机四伏，国家岌岌可危。处境越是艰难，救亡意识就越是强烈。所以，新文学运动在唤起人的意识进行人的启蒙的同时，也不可避免了承担着民族救亡的使命。陈独秀是带着对 政治 革命的切身经验来从事文学革命的。他在《文学革命论》中说得：“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柢固之伦理道德文学 艺术 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6]无疑，陈独秀认为文学革命是为政治革命作精神思想准备。他1915年发表的《现化欧洲文艺史谭》也体现出他以文学革命备思想革命、政治革命的命题。 一方面要唤醒人，强调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另一方面又要救之民族，强调国家与社会。因此启蒙主题和救亡主题产生矛盾冲突。 （三）文学困境 意指新文